在台湾丢钱包为啥能找回来
最近，韩寒去台湾丢了钱包，蒋方舟去台湾也丢了钱包，碰巧都被找回，而一名杭州男子半年前在台湾丢的钱包，也被寄回了大陆。
台湾的拾金不昧与大陆不太一样。台湾民法第805条规定：“捡到丢失物品后6个月内有人认领的，拾得人（或警署、自治机关）应将物品归还，而拾得人可以向失主索取物品价值十分之三的报酬。”
不过，这一规定后来改成十分之一，中低收入户还可以减免，有些情况也需要由法官认定。当然，这里规定的是上限，拾得人也可以放弃报酬。
如果拾得人要求报酬，但遗失者又不肯给，拾得人可以扣留所拾得物品。在台湾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2010年，台湾一所大学法律系学姐捡到学妹遗失的4万元新台币，按台湾民法规定，要求学妹给她三成作为报酬，否则要行使台湾民法的“留置权”扣留4万元。
捡到东西试图据为己有，这种心态出现在许多人身上，一直被视为道德觉悟不够的表现。这种被传统道德鄙视的心理，学术上称为“期待权”。对遗失物品有报酬请求权的规定，无形中消弭了拾得人得而复失的巨大心理落差。如果他真起了占有之心，在考虑道德文化等因素后，完全可以选择先交还给失主，再要求报酬。
如果暂时找不到失主而上交给警察机关，对拾得人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收益可能——假如半年内无人认领的话，遗失物品拍卖后金钱将归拾得人所有。台湾民法第807条对此有明确规定。
中新网曾在2012年2月报道，台湾屏东一位黄姓大学生在路边捡到一包10万元新台币现金，家境不富裕的他没有把现金占为己有，第一时间就送到警局，而这包10万元的现金半年内无人认领，于是就依法全归黄姓大学生所有。
不同于台湾地区，大陆沿袭了苏联的民法规定，加上强调传统观念中拾金不昧的道德标准，法律并未将拾得遗失物的逾期所有权赋予拾得人，而只是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大陆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另根据《物权法》第107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这显然对市民社会中人的行为提出了过高要求，结果使该规定形同虚设，不被信仰，而且在实践中极易发生纷争，造成遗失物返还陷入两难的困境。
表面上光鲜的拾金不昧，要真正做到其实非常难，不承认人性的利己与自私，再完美的法律条文也只会是纸上谈兵。
（秦汉摘自《博客天下》图/李坤）最近，韩寒去台湾丢了钱包，蒋方舟去台湾也丢了钱包，碰巧都被找回，而一名杭州男子半年前在台湾丢的钱包，也被寄回了大陆。
台湾的拾金不昧与大陆不太一样。台湾民法第805条规定：“捡到丢失物品后6个月内有人认领的，拾得人（或警署、自治机关）应将物品归还，而拾得人可以向失主索取物品价值十分之三的报酬。”
不过，这一规定后来改成十分之一，中低收入户还可以减免，有些情况也需要由法官认定。当然，这里规定的是上限，拾得人也可以放弃报酬。
如果拾得人要求报酬，但遗失者又不肯给，拾得人可以扣留所拾得物品。在台湾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2010年，台湾一所大学法律系学姐捡到学妹遗失的4万元新台币，按台湾民法规定，要求学妹给她三成作为报酬，否则要行使台湾民法的“留置权”扣留4万元。
捡到东西试图据为己有，这种心态出现在许多人身上，一直被视为道德觉悟不够的表现。这种被传统道德鄙视的心理，学术上称为“期待权”。对遗失物品有报酬请求权的规定，无形中消弭了拾得人得而复失的巨大心理落差。如果他真起了占有之心，在考虑道德文化等因素后，完全可以选择先交还给失主，再要求报酬。
如果暂时找不到失主而上交给警察机关，对拾得人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收益可能——假如半年内无人认领的话，遗失物品拍卖后金钱将归拾得人所有。台湾民法第807条对此有明确规定。
中新网曾在2012年2月报道，台湾屏东一位黄姓大学生在路边捡到一包10万元新台币现金，家境不富裕的他没有把现金占为己有，第一时间就送到警局，而这包10万元的现金半年内无人认领，于是就依法全归黄姓大学生所有。
不同于台湾地区，大陆沿袭了苏联的民法规定，加上强调传统观念中拾金不昧的道德标准，法律并未将拾得遗失物的逾期所有权赋予拾得人，而只是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大陆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另根据《物权法》第107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这显然对市民社会中人的行为提出了过高要求，结果使该规定形同虚设，不被信仰，而且在实践中极易发生纷争，造成遗失物返还陷入两难的困境。
表面上光鲜的拾金不昧，要真正做到其实非常难，不承认人性的利己与自私，再完美的法律条文也只会是纸上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