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与他的成功强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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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那年，郭敬明立下了人生的第一份遗嘱。其实不过是坐飞机时遇到几次气流，他突然想：假如有一天我消失了，一切都会乱套。所以，要安排“一个完美的方案”，让家人、公司、朋友和签约的作家“都可以过得和现在一样”。
那是2011年，他第三次成为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于中国青春文学出版市场上占据约75%的份额。两年后他还是作家榜首富、畅销榜冠军。
现在的郭敬明又多了一个头衔：电影导演。
他的人生以18岁为分水岭，一个平凡怯懦、家境平庸的小镇少年与后来精明世故、挥金如土的城市名流被蛮横地阻隔开来。过去十年，“郭敬明”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只要印上他名字的出版物销量能比同类高出十倍。可与此同时，他也得承受兴盛的言语暴力。天涯论坛嘲讽名人的金乌鸦奖为他而设，抄袭案让每个人都有了可以审判他的错觉，各种嘲笑他身高的段子层出不穷。
但这只是促使他强悍地、近乎是报复性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我要成功。”隔在小镇少年和城市名流间的那条鸿沟有多么遥远深邃，他就打算跑得多快、跳得多高，势必要将阻挡他的力量全部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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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时他迷恋上海，他写，“燃亮整个上海的灯火，就是一艘华丽的邮轮”。
可上海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后来妈妈去上海看上大学的他，母子俩搭地铁外出。第一次坐地铁的母亲不会刷卡过旋杆，先进去了的他站在里面发急，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帮了他们。他刚想开口说“谢谢”，却听见对方低声地说了句“册那，戆色特了”（×你妈，笨死了），留下目瞪口呆的他，还有听不懂上海话而一直对他点头感谢的妈妈。
“那一瞬间我握紧了拳头。可是却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因为不想让我妈妈体会到这种羞辱。只剩下听懂了这句话的我，站在原地气得一直发抖。”
家境平凡的他也从那时起开始领悟到金钱的重要性。他喜欢喝学校卖的珍珠奶茶，却不能每天都喝，否则就没钱买鞋子了。
学习影视编导的他一入校就被要求买一台照相机、一台DV和一台高配置的电脑。他犹豫了一星期。才拨通家里的电话。小声地告诉妈妈。过了足足一个月，他才收到家里寄来的钱。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问过妈妈，那笔钱到底怎么来的。
所以，后来他说：“我疯狂地买各种奢侈品，带着一种快意的恨在买。”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形成了后来的世界观——成王败寇，胜者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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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工作室时期，是一群年轻人一起审稿、看电影、唱歌、玩游戏，一起打打闹闹的时期。后来，郭敬明休了学，专心投入在职业出版人的角色上。他开始认真思考重新构建公司的管理制度，公司转型的那两年是他至今为止“最痛苦的时间”。
他将极大的热情倾注在公司上，阿亮和痕痕是最世文化的两位副总。痕痕负责管理签约作家，阿亮负责公司运营，但所有的重要事务均需要郭敬明点头同意。有些稿子他看过后，还会自己加投稿者的QQ，商量修改。
不仅是工作领域，他也希望杜绝生活中一切的未知。如果厕所里没纸，他会“发大飙”；如果有人敢在生日当天给他个惊喜，这对他来说只是惊吓，“你要送我什么礼物一定要提前告诉我，最好颜色款式都能我自己挑选，要不然我一定不喜欢。”
《小时代》男主角有个怪癖，不能容忍电话响起三声后还没人接听，这其实就是郭敬明。公司每个人都特设了一个来电铃声，从警报声到消防车都有，甚至有人是婴儿大哭。他甚至会在凌晨三点突然打电话叫醒下属商谈公事，浑然不知时间已晚。
创业九年，身家过亿，他从未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仅有的几次出国游玩，他都要带上一批旗下作家，出版游记。
他的版图并不止于出版物，拍摄《小时代》是他迈向自己商业帝国的第一步。影视和游戏开发和周边制作，都在他的商业计划里，他豪言“要打通产业链，规划里还有很多板块，像打游戏一样一个个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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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有些偏执地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做时代的弄潮儿。
2007年，他参加一档财经类节目，没听懂主持人提出的问题，那种面红耳赤的感觉让他从此患上了强迫症，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任何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每个月他要买几十本杂志和书，从财经、时尚、娱乐、家居装潢到文学，什么都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别人无论提到什么话题时，他都能及时发表见解，而这种感觉也让他特别享受。
这些年，他的棱角也被渐渐磨平。现在忙起来他也会抱着十块钱一份的盒饭埋头猛吃。每年身边人过生日，都会收到他精心准备的大礼。下属都觉得，他比以前平和多了。
一天工作18小时后，他仍然要挤出时间参加某位娱乐圈人士的生日Party。痕痕心疼他。劝他休息，他笑笑，“要搞关系，我能不去吗？”
18岁那年，他从西南边陲的小镇出发，带着简单的行李出发去上海念大学。像每一个不名一文的少年一样充满对城市和未来的幻想。如今，30岁的郭敬明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身份证上印着“上海市静安区”，他的父母坐上了凯迪拉克和奔驰。
2013年，他对18岁的自己说：“你的决定是对的，相信自己，你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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