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智慧

　　一次竞猜引出奇妙发现
　　1906年的一天，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伽尔顿离开位于普利茅斯的家，动身前往一个乡村集市。伽尔顿时年８５岁，岁月已在他身上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不过他仍然对统计学和遗传学研究充满兴趣。这回，激起伽尔顿好奇心的是牲畜。

　　在集市上漫步时，他偶然来到了一处猜重量比赛赢大奖的地方。一头肥壮的公牛被牵到展台上供大家品鉴，聚拢过来的人纷纷对这头牛的体重下赌注。

　　“一共有８００个人想碰碰运气，其中有些是屠户和农民，更多外行也想和他们一争高下。”伽尔顿后来在《自然》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普通的竞争者也许很适合对牛的净重进行评估，正如有投票权的普通人对政治议题的利弊更有判断力一样。”

　　伽尔顿感兴趣的是“有投票权的普通人”能做什么，于是，当竞猜结束，奖品分发完毕后，伽尔顿找了张纸，进行了一系列统计分析。他将所有竞猜者估计的重量都记下来，然后计算这组数据的平均值。结果会是多少呢？

　　伽尔顿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平均值会与标准值相去甚远。毕竟，几个相对聪明的人和更多外行混在一起，似乎更倾向于得出愚蠢的答案。不过他完全错了。这个群体猜测的牛的净重为１１９７磅，而事实上，牛的净重为１１９８磅。换句话说，群体的判断基本称得上完美。伽尔顿总结道：“群体对于民主判断的准确性，要比预想的可信得多。”

　　遇难潜艇这样失而复得

　　这里还要引述另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解决复杂问题的实例：确定失踪潜艇的方位。虽然它和评估牛的体重差异很大，但二者背后的原理是相同的。

　　1968年5月，美国潜艇“天蝎号”在北大西洋失踪。海军对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对于最后一次联系后它又航行了多远也仅有模糊的判断。军方确定的搜索区域是一片２０英里宽、深达数千英尺的环形海域。这是一项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任务。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名叫约翰·克拉文的军官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案。

　　首先，克拉文编写了一系列剧情脚本——对于“天蝎号”可能发生的事情提出了所有可供选择的解释。然后，他召集一组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士，包括数学家、潜艇专家和搜救人员，要求他们就情况可能向哪方面发展提出最贴切的猜测。为了使整个过程显得有趣，这些猜测都以投注的方式体现出来，奖品是若干瓶威士忌酒。于是，克拉文召集的这些人就潜艇为什么会遇到麻烦，以及潜艇撞向海床时可能的速度和倾斜角度来下注。

　　毋庸赘言，这些信息中没有一条能指明“天蝎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但克拉文认为，如果将所有答案综合起来分析的话，就能对潜艇如何遇难形成完整的拼图。事实证明，这是个光彩夺目的主意。在“天蝎号”消失５个月之后，一艘军舰发现了它的沉没地点，与克拉文那个团体估测的位置仅相距２２０码。

　　这个故事的惊人之处在于，没人知道潜艇究竟为什么沉没，更没有谁对潜艇以多快的速度下沉，或者坠到多深的海底有任何概念。即便如此，作为整体的群体仍能无限逼近真相。

　　群体的决定往往是科学的

　　伽尔顿的无意发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的道理正是本书的核心：在适当的环境下，群体在智力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通常比群体中最有智慧的人还聪明。即使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特别见多识广或富有理性，他们仍能做出充分体现集体智慧的决定。

　　这种“群体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以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发挥着作用。这就是通过Ｇｏｏｇｌｅ能浏览多达数十亿个网页，却能准确发现那个包含自己希望查找的信息的页面的原因。这也有助于解释过去１５年来，艾奥瓦州中部数百名业余人士对美国大选的预测，总是要比盖洛普等专业机构准得多的原因。

　　不仅如此，群体的智慧还能够说明为什么有的公司攻无不克，有的公司却常常泥足深陷；群体的智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你凌晨两点去便利店买牛奶时，那儿正好有一箱牛奶在静候你的到来；它甚至还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纳税以及资助少年棒球联盟训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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