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遗忘的爱

　　她与他，经媒妁之言而相识，没有经历风花雪月的浪漫恋爱，15岁的她就嫁到他家。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心爱的儿子，她开始了传统家庭主妇的琐碎生活。

　　她没读过多少书，却理解丈夫对信仰的追求。他要去读书，她静静地替他收拾行囊，让他放心家里。他从事极危险的革命工作，她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却还是把自己历练成他不错的助手–当他与同志们进行秘密商讨时，她做最忠实的放哨员；他在异乡遇险急需救助时，她二话不说就想办法筹钱去把他接回来……

　　嫁给他以后，贫困、动荡、恐惧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她不在乎，觉得婚姻生活就那样一直过下去，也是一种幸福。

　　可那种幸福，在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也是那样的奢侈、短暂。

　　那一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调到重庆工作。1943年的重庆，大街小巷被可怕的白色恐怖笼罩，搜捕，枪决，尖利的警笛声扰得人心惶惶。身为市委重要领导的他，在初到重庆时给她写过一封信，嘱托她带着儿子与他会合。

　　命运弄人，她收到信时，年幼的儿子正在出麻疹，无法前往。没想到，这一拖就是6年。此后6年，她没了他的音信，写信、寄钱，全石沉大海。她只能带着儿子，忧心如焚地在家里等待他的归来。

　　6年后，再次得到他的消息，对于她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丈夫在重庆已经有了新家庭，成为另外一名女地下工作者的丈夫，且有了一个儿子。消息是她弟弟带回来的，那一瞬间，她6年的思念与牵挂被撕扯得粉碎。弟弟还在信里说，姐夫再婚后又接到新任务，要离开重庆，却不方便把年幼的儿子带在身边，他希望姐姐顾全大局，去重庆帮姐夫带孩子。

　　那天夜里，她把自己埋在被子里，哭得嘴唇都咬出了血。那份痛，那份委屈，无处可诉。

　　此后，他们仍然写信劝她，向她耐心解释。她慢慢明白丈夫当初的无奈选择：一个革命者，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如履薄冰，组织上要求他切断与家里所有的联系。为了工作需要，一位年轻女助手来到他身边，他们在重庆“组建”了一个新家。白天，他们像寻常夫妻一样拉着手在街上走过；夜里，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在灯下共同筹划革命事业。朝夕相处，他们难免生情。一年之后，组织上承认了他们的关系，批准二人正式结婚，一对假夫妻成了真伉俪。

　　只是，不管他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结局还是让她伤透了心。恨过，怨过，委屈过，最终，她对自己讲：“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为了革命连性命都不顾，自己怎么能在乎那么多？”

　　那年春天，收拾好家里的一切，她拉着儿子的手说：“你爸爸在重庆，给你找了一位新妈妈，还给你生了个小弟弟，我们现在去看他，你要好好让着弟弟，疼他。”年少的儿子似懂非懂，点头答应。

　　她去到重庆，接管了“新儿子”，却没能见到那一对让她又恨又爱的人–彼时的斗争形势越来越险恶，他们已经转移到了新地点。接着，一场因暴露目标而提前发动的革命暴动，以惨烈的失败告终。他牺牲了，但没有人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守着两个儿子，耐心地等候他们的父亲归来。

　　得知他们夫妻双双牺牲的消息时，重庆已迎来了黎明。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大撤退之前，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山城悄悄进行。事后，她随同事一起，在一片山坡上找到了那个女人的尸体，那个让她怨着、恨着又敬重着的女子，除了身上的红毛衣、白围巾、蓝裙子，还有一张备受摧残的年轻脸庞。

　　那是她们第一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她扑上去抱着对方失声痛哭：“妹子，我把你的儿子带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孩子吧……”

　　她叫谭政伦，她的丈夫叫彭咏梧，那个她既怨恨又敬重的女子叫江竹筠，就是我们熟知的英雄江姐。

　　江姐与彭咏梧牺牲后，谭政伦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她偏执得近乎苛刻，把所有的爱都无私地给予小儿子云儿。最艰难的日子，她都想办法让小儿子吃上牛奶。最终，她完成了江姐夫妇的遗愿，把云儿培养成人。

　　一首《红梅赞》，唱给了当年从渣滓洞里走出来的英雄江姐，她的形象是那么高大美丽，却很少有人知道她身后还有一位叫谭政伦的伟大女子–她一直默默躲在江姐的万丈光芒背后，就像开在谷底的幽兰，虽鲜有人知晓，但却素雅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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