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美国之际，对纽约有个错觉，以为此地正值高速发展时期，地处世界金融中心，一定是瞬息万变，每天都“所遇无故物”，作为卜居曼哈顿的纽约客，当然要“焉得不速老”了。

　　半年过去，事实并非如此。

　　路上的匆匆行人是记不住面目的，摩天楼、巴士站、商店招牌，我知道不会每天变样。但流浪人，总是浪而流之稍纵即逝的吧，不料每天上街，来来回回就那几位眼熟的“星宿”。

　　一个矮小的老妪，酒糟大鼻、眯细眼、裸露的小腿，过宽的高跟鞋，有时涂了口红、挂起项链。冬日逐阳光而立，入夏坐在阴影里，固定的微笑，褴褛的衣裙，竭力求取端正，一旦醉倒，四肢摊开，也就将仪态置之度外了。早晨她多半是清醒的，难为她已认识了我，总是行礼招呼。不理她呢，实在过意不去；还之以礼呢，又怕别人以为我与之有何干系。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低头疾走，二是绕道而行。二者都不高明，最好是送她一点东西，要求她忘掉我。就怕她因此而更礼貌有加、扈从如仪，那就逼得我非离开曼哈顿不可。

　　另一个高大和善的老汉，衣着称得上干净，一把劣等六弦琴与他的躯体比，显得很小。脚边有扩音器，然而弹出来的音乐还是极轻极轻，曲调简单到使我相信这是他的创作，不过与他的淡发淡眉淡胡子很是相称。白衬衫旧了就是浅灰色，牛仔裤洗久褪成鱼肚色——路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得不到钱币，也不知改变方式，这怎么行呢？

　　这两个老人总是逗留在中央公园西边的百老汇大街上。第8街与第57区交道口则有另一种风格的乞丐：中年男子身材魁梧、须发浓密，手拿空罐，唱的是歌剧中的咏叹调。他全力以赴，声泪俱下，可能是疯了，所以也没人布施。他也失策，把罐子当作道具用，像擎着一个圣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即便我有心布施，也难将钱币投入罐中，只能理解为他在为歌剧而歌剧：音量之宏，隔两条街已使人感到歌剧开幕了。

　　乞丐、流浪人、卖艺者、游手好闲分子似乎模式繁多，最差劲的是上来向你讨支烟的。正牌的乞丐是讨钱不讨烟的。流浪人则不乞讨，都是沉默如黑影，拖着不算少的衣物，一辈子睡眠不足似的蜷缩在树下的长椅上，浑身脏得不能再脏了，有时在地铁车厢中劈面相对，其臭气之辛烈，简直是个奇迹。

　　卖艺者确实各有千秋：一个青年，将木偶置于膝上。木偶向围观者打趣，即兴挑逗，妙语横生，大家很乐意投钱，有的被木偶挖苦调侃了一阵，反而高高兴兴走过去撒了很多钱。我觉得那木偶的面相很讨厌，扁扁的，戴一副黑框眼镜，鸭舌帽盖到了眉毛，嘴巴特别阔，按发声而开合。那操纵人天生一张忠厚温和的脸，毫无表情，以极小的声音，通过手持的扩音器，变出一种响亮的古怪声调，与木偶的面容十分相配，像是木偶独当一面与人舌战。大家被逗乐了时，操纵人也笑，笑木偶真聪明、真俏皮，应对自如——有这样的智力，为何从事这个行当……忽然大家朝着我笑了，木偶在嘲弄我，因为我凝视操纵人的脸，想找出他干这个行当的原因——他的智力除了用在可笑的地方，还会用在可怕的地方，白天在这纪念碑下的小广场上出现，黑夜他在哪里？

　　就在这小广场上，常有一个黑人，中年，瘦，赤膊，牛仔裤的阔皮带上吊着些轻便武器，足蹬高跟黄皮马靴。他不弹不唱不耍木偶，光凭一张嘴，滔滔不绝，几乎不用换气，其流畅、其铿锵，颇能使行人止步，特别是黑人最欣赏他的辩才，旁白帮腔，煞是热闹。某次同场另有一个矮胖的红皮肤演说家，两相争雄，掀起声浪，滚瓜烂熟地各逞其能，黑脖子和红脖子的筋脉条條绽出，我感到悲惨，走去小亭买纸烟了——奇怪的是围着的听众出了神，忘了扔钱。得意扬扬的那个，如果他的目的在于自尊心的满足，自尊心也真是多种多样了。

　　与此相反的是一个卷发的年轻人，演奏电吉他，很抒情。今天穿一身白，额头上扎的也是白带子；明天换一身黑，额上扎的也必是黑带子。微弓着背，进几步，退几步。头低累了就仰面，脖子酸了便摇摇头。似乎一直沉醉在自己的琴声中，天长日久，旁若无人。他的脸是正方形的，嘴唇曲线分明，双目饱含着红葡萄酒似的浓情，好不容易才瞟人一眼。围观的女人连忙接住眼波，他却淡然闭目，径自弹他的琴。其形象、姿态、神色，与琴声协调。很多人将硬币、纸币投在那打开的琴匣里。夏季的阳光下，他汗涔涔的，听众也很着迷，女孩子越来越多，卖艺的卷发人始终不浪费他深情的眼波……我的好奇心不在于他，而在于设想女孩子们的心态，她们投钱，她们呆等那红葡萄酒似的一瞥，越是难得越是想得到，那街头音乐家倒真像悟了道似的，也许是伪装的多情，女孩子们却会说，即使是伪装的也好。

　　夏季将尽，秋天时还是这几个人点缀在曼哈顿的繁华中心吗？匆匆的路人我记不住，这几个不同风格者，常常相遇，已乏味了。然而如果其中一个长期不见，又会感到若有所失——走了吗，死了吗？一旦重现，我会很高兴，心里说：你好，你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