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被称为“江南乡间”的那片父亲的故居，如今已不再是那么纯粹的田园风景了——拓了路，修了楼，田野间建起了住宅区。然而到了冬天，乡间夜宴，还是要在家吃的。

　　乡下摆宴席，按惯例要请师傅上门，在院子里支起锅灶做菜，丁零当啷，喧腾热闹。父亲跟叔叔们聊天，母亲和阿姨们拉家常，嗑瓜子、剥花生、吃糖果。来探亲的远房亲戚中，年轻的姑娘红着双手，提着开水为长辈们泡茶，一被人夸貌美就红着脸，转身跑了。

　　黄昏时，狗吠声会传很远，各家的亲戚坐在大圆桌旁吃喝。凉菜先上，随后是热炒。大师傅们不断吆喝菜名，大人们喝酒说话，女人们把菜分夹出一些搁在碗中，任胳膊短的孩子们吃。乡间土菜，不甚精细，但肥厚重味、气势雄浑。霉干菜蒸蹄髈、炖整鸡之类，如不是大肚汉，看着就发怵。到了这时还有胃口下筷子的人已不多，更多的早已去拼酒叙话，或是自寻其乐了。大师傅们被请到桌旁，上酒上汤，吃自己做的饭食。别人敬烟，夸他菜做得好，他便將烟别在耳后，哈哈大笑。

　　然后，要开始喝酒了。我们那里的老式宴席，各桌有不同的酒。我小时候，家乡曾经流行一种乡下工厂酿制的东西，厂方将其吹嘘为香槟酒，乡人不买账，呼为汽酒。现在想来，多半是汽水兑酒的产物。气很足，像汽水，入口后才觉得略有酒味。酒量不大的奶奶、婶婶、阿姨、小妹妹们都可以喝，喝了也不醉。

　　年轻人或上年纪的女眷，喝啤酒或葡萄酒，再就是黄酒——南方人喝黄酒常用抿的，尤其是老人家，抿得唇间咝咝作响，然后吸个田螺或者吃口田鸡，眯着眼回味那股醇甜。

　　感情再好一点的，就得喝所谓“有力气”的酒了。每桌总有这么一瓶酒。白酒、保健酒，无所谓。总之，有力气的酒，少年不喝、女眷不碰。就是几个老爷们儿，尤其是长辈，碰了一杯又一杯；喝了几杯后，喝这些酒的人自发地组成一个小圈子，聊天、拍肩、大笑。天色暗下来，宴席吃完一巡，大家三三两两地散了。男人们喝得醉眼迷离，红着脸去隔壁串门。隔壁家还没吃完的，听见敲门声赶紧打开，各自拍肩欢笑，说起一年未见的想念。各家门前都挂了灯，怕喝醉了的汉子摔着。女人们在房间里收拾了桌子，便开始打牌。孩子们这时已有些累了，坐在妈妈膝上看打牌的也有，在沙发上睡着的也有，还有些不甘寂寞的，从后门跑去河边，惊起一片鹅叫声。

　　男人们半醉而归，一个个摔在沙发上，边聊边接着喝。他们就这样微笑着谈论生活里的琐碎小事，谈论生活本身。偶尔夹杂着一些对过去的回忆，仿佛只要就着酒，一切辛苦都能过去。

　　临近午夜，主人家把消夜摆上桌来。宴席没用完的食材，简单整治一下，端出淡一些的茶、用鸡汤下的粥，以及一些甜点和面食。小孩子们不知饥饱，看见甜点就扑上去。大人们则相当矜持斯文地喝起汤和粥，并且各自慨叹着。吃完这顿，大家或是各自散了，或是去主人家安排的房间睡了。

　　我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夜。我们一家三口到了客房，正待收拾床铺，却有人敲门。打开门，是我的叔叔和两位姑父。他们拿着酒，红着脸，对我父亲挤眉弄眼。我母亲叹口气说：“去吧。”我叔叔看着我道：“你来不来？”我去了。我们爬上屋顶，坐在屋顶的瓦楞上。我叔叔提了一个炉子上来搁在平整处，大家围着炉子，看着满天星光，哈着气，看见下面一片灰黄的田野和一路远去的萧疏林木。叔叔和两位姑父开了瓶酒，给我爸倒了一碗，给我倒了一点儿，叮嘱我：“别急着喝，抿一点点。”我哈着气、搓着手，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只记得他们四个人——在小时候的我看来，那时他们又高又大——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指点着这片他们生长于其间的乡土。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只是从未见过他们现出如此模样。大概，那天夜色下他们喝的，才是真正的酒。

　　（冥谷摘自《新民周刊》2018年第1期，刘树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