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只做一件事

　　1945年出生的南仁东，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他在东北一家无线电厂一干就是10年。改革开放后，他代表中国天文学界的专家，在国外著名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做过访问学者，还参加过10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这位驰骋于国际天文学界的科学家，曾得到美国、日本天文学界的青睐，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南仁东

　　南仁东留八字胡，个子不高，嗓音浑厚，精神头十足，总是特别有气场。寻找外星生命，在别人眼中当不得真，这位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却在电脑里存了好几个G的资料，能把专业人士都说得着了迷。自从建“中国天眼”的念头从心里生出来，南仁东就像上紧了发条一样。

　　选址、论证、立项、建设，哪一步都不容易。有人告诉他，贵州的喀斯特洼地多，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东就立马踏上从北京开往贵州的火车。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地走了近50个小时，他来来回回地坐着，不觉间车轮就滚过了10年。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在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不少地方连路都没有，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1998年夏天，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山洪裹着沙石，能连人带树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地回到垭口。时任贵州平塘县副县长的王佐培，负责联络望远镜选址，第一次见到这位天文学家，不由得赞叹他太能吃苦。人走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就像挂在山腰间，要是抓不住石头或树枝，一不留神就会摔下去。

　　建“天眼”之艰，不只有选址，还有工程预算。有那么几年时间，南仁东成了一名“推销员”，无论大会小会、国内国外，逢人就推销“天眼”项目。

　　“天眼”成了南仁东倾注心血的孩子。他不再有时间打牌、唱歌，说话变得开门见山。审核“天眼”方案时，不懂岩土工程的南仁东，用了1个月埋头学习，对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反复计算。

　　“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南仁东病逝的消息传来，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一直在跟自己較劲

　　“天眼”曾是一项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与美国搜寻地外文明研究所的“凤凰计划”相比，口径500米的“中国天眼”，可将类太阳星巡视目标至少扩大5倍。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不仅有关天文学，还将叩问人类、自然和宇宙的亘古之谜。在不少人看来，这简直是空中楼阁。“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国外同行这样评价。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南仁东骨子里不服。“对他而言，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望远镜，他扛起这个责任，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天眼”工程副经理张蜀新与南仁东的接触越多，就越理解他。

　　“天眼”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于涉及的每一个领域，专家都会提各种意见，南仁东必须做出决策。这位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自认为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对于每个细节，南仁东都要百分之百肯定的结果。如果没有解决，就一直盯着，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不会被放过去。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并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还懂土建？”

　　“天眼”总工艺师王启明说，科学要求精度，精度越高，性能越好;可对工程建设来说，精度提高一点，施工难度就可能成倍增加。南仁东要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有一次跟张蜀新说：“你以为我天生什么都懂吗？其实我每天都在学。”

　　2010年，因为索网（“天眼”反射面的支撑体——编者注）的疲劳问题，“天眼”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风险。时年65岁的南仁东寝食不安，天天在现场与技术人员沟通。对于工艺、材料，“天眼”的要求是现有国家标准的20倍以上，哪有现成的技术可以依赖？南仁东和其他工作人员日夜奋战700多天，经历近百次失败，方才化险为夷。大窝凼施工现场，工棚是3栋呈C形摆放的钢板房，一眼就能看出工地上的生活极其俭朴。每个房间住4个人，浴室、厕所是公用的，食堂里做的是大锅饭。大家说，南老师也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

　　2015年，已经70岁的南仁东被查出患有肺癌，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之后，家人让他住到郊区的一个小院静养身体。一次，他的学生、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苏彦去看他。苏彦宽慰南仁东，说他终于可以过清闲日子了。往日里健谈的南仁东，过了半晌，才说了一句“像坐牢一样”。身边的人都说，为了“天眼”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较劲。对世界有一颗柔软的心

　　面容沧桑、皮肤黝黑，这位外貌粗犷的科学家，对世界却有一颗柔软的心。

　　“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人员大部分来自云南的贫困山区，生活非常艰难，便悄悄打电话给“天眼”工程现场的工程师雷政，请他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当南仁东第二次来到工地时，随身带了一个大箱子。当晚他和雷政提着箱子去了工人的宿舍，打开箱子，里面都是他为工人们买的T恤、休闲裤和鞋子。南仁东说：“这是我跟老伴儿去市场挑的，大伙儿别嫌弃……”回来的路上，南仁东对雷政说：“他们都太不容易了。”

　　第一次去大窝凼，爬到垭口的时候，南仁东遇到了放学的孩子们。他们那单薄的衣衫、可爱的笑容，触动了南仁东的心。回到北京，南仁东就给县干部张智勇寄去一封信。“打开信封，里面装着500元。南老师嘱托我，把钱给卡罗小学最贫困的孩子。他连着寄了四五年，资助了七八个学生。”张智勇说。

　　在南仁东的学生们眼中，他就像一个既严厉又和蔼的父亲。2013年，南仁东和他的助理姜鹏经常从北京跑到柳州做实验，有时几个月内要跑五六趟，目的是解决一个10年都未解决的难题。后来，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太高兴了，以至于有些得意忘形。当我第三次说‘我太高兴了’时，他猛浇了我一盆冷水，提醒我作为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保持冷静。”姜鹏说。

　　2017年4月底，南仁东的病情加重，进入人生倒计时阶段。当时，他的学生甘恒谦正在医院接受一个脚部小手术。一天，甘恒谦发现老师南仁东和夫人拎着慰问品来病房看他，这让他既惊讶又感动。

　　有几句诗，是南仁东写给自己和这个世界的：

　　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

　　召唤我们踏过平庸，

　　进入它无垠的广袤。

　　（张晓玛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