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把厚厚的几本《追忆似水年华》留在了加斯东那里，他很相信这个年轻的出版商，虽然彼此并不熟悉。加斯东代表着《新法兰西杂志》——它的周围，聚集着一群以纪德为首的知识分子。

　　他们开始阅读这部手稿，评价并不怎么好：“里面全是公爵夫人，不是为我们写的……”纪德显然对它没多少兴趣，于是，加斯东把书稿退还给了作者。

　　深信自己作品价值的普鲁斯特决定自费出版。出版商并没有读这部厚厚的书稿，就签了合同，反正经济风险由作者本人承担。没想到，书稿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问世后，反响热烈。最惊人的评论发表在《新法兰西杂志》上，纪德被催促“重读”这本他曾草率处理的书，并写信向普鲁斯特致歉：拒绝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为后悔和歉疚的事”。

　　补救的重任落到了加斯東身上。他说服普鲁斯特和原先的出版商解约。两个出版人开始谈判：加斯东高价买下库存的《在斯万家那边》，撕掉原先的封面，换上自己出版社做的新封面——他总想一次性消灭旧版本，因为那总是让他想起当初的错误。

　　虽然杰出的出版人都有着敏锐的嗅觉和良好的品鉴力，但他们也会和一些优秀作品失之交臂。阅读出版人的传记常常会发现，有些“漏网之鱼”成为他们一生的遗憾。

　　所以，法国最伟大的出版人加斯东才会说：“在这个行业里干了40年之后，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无法预知一本书的命运。”

　　经典作品往往命运多舛。《追忆似水年华》因为书写文字太大，乱糟糟的，还有无法看清的难以理解的字符，所以被拒之门外。帕斯捷尔纳克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寄给《新世界》编辑部，希望它能在国内发表，却遭遇退稿和严厉的谴责：“您的小说的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就算这些作品后来获得了大奖，对其发表滔滔不绝、极尽赞美之辞的评论者们，也未必真正读懂了它们。

　　因而，一本书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版商是否独具慧眼。兰登书屋决定为《尤利西斯》冒险，出版人贝内特精心策划了一场官司。

　　当时该书在美国被禁，理由是“色情”。想要得到它，就得买法国莎士比亚书店私下印刷的版本。这家巴黎左岸的小书店很有名，很多美国游客会专程光顾，然后偷偷带一本蓝色封面的《尤利西斯》回去。

　　贝内特的代理人如法炮制。他把书“藏”在行李里，过海关时，竟然无人理睬。代理人于是大声嚷嚷：“里面有违禁品，你们一定要搜查箱子。”海关人员不得不搜出《尤利西斯》，并在“走私者”的强烈要求下，将其没收——这样，开庭的时候，书就成了证据。而书里，早已提前贴上了评论家们评价《尤利西斯》的文章，它们一并成为“呈堂证供”。

　　律师特意将打官司的时间安排在伍尔塞法官出庭之时。这位学识渊博、持自由主义文学主张的法官，果然宣布《尤利西斯》并非“淫秽之作”。它从此成为光明正大的著作，同时，也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出版人的先见之明，以及那些关于“违禁”官司的报道，为它的“风靡”立下汗马功劳。

　　君特·格拉斯的作品也同样因为“色情”而被禁。但泽三部曲之二《猫与鼠》，虽然和《铁皮鼓》一脉相承，但二者讲述的故事完全不同。《猫与鼠》更像置于德国“二战”背景下的青春叛逆故事，而不是但泽的历史叙事。

　　小说出版后，格拉斯被齐泽尔指责为“最恶劣的色情作家”。因为“在道德方面毒害儿童和青少年”，相关部门要求将《猫与鼠》列为禁书。出版社赶紧去信，要求驳回“禁书”申请，同时组织各类专家对格拉斯的全部作品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果呈送有关部门。

　　禁书申请被撤回，齐泽尔和格拉斯却闹上了法庭。法院最终裁决，禁止齐泽尔在“文学批评之外的场合，将原告格拉斯称为‘色情作家’”。这部曾经被指“色情”的作品，如今被列为德国中学的选修课本。

　　一本书的命运就是如此诡异而不可预知。与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邂逅，都令人拍案称奇。

　　加斯东逢人便讲他和普鲁斯特的初次相遇：贝内维尔的夏天，加斯东远远看到一个徒步而来的人，他举止有些不得体，却十分可爱——衣服太窄了，扣子也不齐，浆过的领子直直的，头上扣着一顶旧草帽，褪色的薄底浅口皮鞋沾满灰尘。他邀请加斯东参加晚宴。

　　那时，这个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家伙还没有成为作家。

　　（霍君摘自《通辽日报》2018年3月20日，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