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决计要把除秦国历史以外的各种历史一网打尽，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书，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即《诗经》）《书》（即《尚书》）等也要求限期交出以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敢以古非今的灭族。只有医、卜之类的“实用科学”，不在焚烧之列。

　　那些附着在文字上的历史，都化作一股灰烟，风吹即散。

　　秦始皇没有意识到，即使在他的政治铁幕下，依然有一条漏网之鱼。

　　这条鱼的名字，叫伏生。

　　伏生是秦朝的一名博士，危难之际，他冒着死亡和灭族的危险，把一部《尚书》偷偷藏在自家墙壁的夹层之内。

　　这是人间幸存的唯一一部《尚书》。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历史文献集，一部华美璀璨又佶屈聱牙的古代史书。据说过过孔子的手（司马迁和班固都坚称这部书是孔子编纂的），所以后来被儒家奉为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一。汉语中最早的“中国”一词，就埋藏在这部书中。

　　后来，大秦王朝的琼楼玉宇也消失在一场大火中。放火者，项羽。

　　又过了很多年，王朝剧变的尘埃终于落定，年老的伏生颤巍巍地砸开自家的墙壁，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降临。

　　好消息是，他多年前冒死收藏的那部《尚书》仍在原处；坏消息是，能够辨认的，只剩下29篇。

　　一剎那，寒风吹彻头顶，历史——至少是书简上记录的那些历史，突然间变得遥不可及。

　　但历史还是在这里预埋了一条线索，那就是伏生不仅是《尚书》的收藏者，还是仅存的一位曾经参与编修《尚书》的人。只要他还活着，《尚书》就在，不在墙壁里，而是在他心里。二

　　河清海晏的西汉初年，摆在汉文帝刘恒面前的一项最紧迫的工作，就是抢救伏生脑子里的那部《尚书》。他传下旨意，要把伏生召至长安，请他口述《尚书》的内容。然而从伏生居住的章丘到长安，中间路途迢迢，要翻山越岭，而伏生这位历经周、秦、汉三代文化的“活化石”，此时已年逾九旬，这样折腾等于要他的命。于是汉文帝命令晁错前往章丘，抢救这笔“文化遗产”。

　　晁错一路不敢怠慢，和时间赛跑，千里迢迢抵达章丘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出现了：此时的伏生，已经口齿不清，言语混乱。

　　但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还是为他预备了一位“翻译”，此人就是伏生的女儿羲娥。在这世上，只有羲娥能听懂老人家的话。于是，伏生、羲娥、晁错，开始了一次漫长的，也至关重要的合作。

　　白发苍苍的伏生，穿越了秦朝的黑夜来到汉朝，在生命的终点，他看见晁错，还有晨光中一张摞满空白竹简的书案。

　　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伏生授经图》中重温当年的场景。几年前，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就展出了这卷《伏生授经图》。这件传为唐代王维所绘的作品，宋代宫廷秘藏的《宣和画谱》中记录过它，现收藏于日本国大阪市立美术馆。这幅画纵25.4厘米，横44.7厘米，绢本设色。画上的伏生，须发苍白，瘦骨嶙峋。他头着方巾，肩披薄纱，盘坐在案几后的蒲团上，右手执卷，左手指点其上，嘴唇微启，似乎在说着什么。他的山东口音里，埋伏着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文献。倾听者，不只晁错一人，后世的所有读书人都竖起耳朵在听。所以，《伏生授经图》不仅是一幅人物画，更是一幅关于声音的绘画，那听者，生了又死，层层叠叠，布满两千多年的时空，人数庞大，无法统计。

　　到了明代，画家杜堇又重绘了这一题材。他不再用刚硬的瘦骨表现伏生内心的坚毅，人物更加宽厚、敦实，让人踏实。隆起的额头、飘然的长须，凸显了伏生的智者形象，让人很容易想到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他坐在席上，衣袍敞开，一副散漫形象，而衣褶的方折线条，还有庭院里嶙峋的太湖石，则暗示他精神的强韧。

　　这幅《伏生授经图》，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不论怎样，伏生的口述，经过晁错的书写之后，重新变成了文字，变成了简册，由语言重新凝聚成物质。那些在风中消失的文字，又在风中回来了，就像一群飞散的蝴蝶，转了一圈儿，又栖落在原处。在那幅画之外，我看到漫天飞絮，万叶飘零，脚步参差，身影晃动，历史重新环绕在伏生的周围，让他感到温热、宽大和踏实。

　　后人说：“汉灭秦，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三

　　在中国文化的漂泊转折中，伏生是一个重要的衔接点，他为即将断裂的历史线索结结实实地打了个结。

　　自此，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艰难生存的中国文化，总是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原因是这个国家始终不缺像伏生这样认死理、死认理的人，他们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司马迁也是这样的人，所谓“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身为“刑余之人”，司马迁居然踏遍青山，将那些即将消失的史料凝聚成一部《史记》。正因有了他，后世史家才找到了一种记录历史的可靠方式，最终汇聚成“二十四史”的浩瀚长河。

　　此时，从他们笔下流出的文字，已经不是李斯擅长的小篆，而是过渡为隶书。

　　隶书，已经成了汉代的流行字体。

　　行将消亡的古代经典，通过他们的手，以隶书的方式流传下来。

　　文字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自己。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秦汉简牍虽不是出自晁错的笔端，却约略产生于那个时代。一条条长约20厘米的竹条木条，古朴而挺拔。从书法史的意义上说，那些字暗含着汉字书写由篆入隶的巨大变化，那些笔画粗肥的隶书，字形优美而舒展，把篆书蜷曲的身体推平、拉长。但是，站在书法史之外，我更愿意把它们当作两千多年前的人们留下的手稿。在它们的朝代里，它们不是作为书法存在的，可能是文件，是军马账册、日志报表，或者嘘寒问暖的家书。对于当事人来说，它们的意义仅限于内容，至于在历史中的意义，都是在时间中派生出来的，与当事人无关。

　　其实在竹简之前，中国人早已开始用毛笔写字了，甲骨上的文字，还有青铜礼器上的铭文，许多都是先用毛笔写了墨稿，然后再刻、铸上去的，但是那些原始的墨稿都没有留下来。只有竹简木牍，是写字者最原始的墨迹，中间没有经过翻刻与转译，让我们最直接地体会到写字者的情绪与个性。

　　隶书诞生于秦代，发育、成长于汉代，或许，只有在汉代宽阔的疆域里，它才能真正地驰骋和壮大。它保持着一种即将腾跃的动作，就像一位健将，蹲伏在起跑线上，身体虽呈静态，却暗含着一股势能。那是中华文明准备加速时的姿态，一切都在准备中，一切还没有绚烂起来，就像晨曦中的景物，虽暧昧不清，却已轮廓分明。四

　　波磔，是书法术语，用来形容隶书水平线条的飞扬律动以及尾端笔势扬起出锋的美学。波磔的出现，使书法线条由纵向的垂落转为横向的飞扬，就像江河的波涛，或者飞鸟的翼翅，一轮一轮地荡远。

　　平稳的篆书和昂扬的隶书，刚好暗合了秦、汉两个朝代的气质——前者是沉降式的朝代，“文士鼓舌，游侠仗剑，苍蝇无头，瞎猫乱撞”，都被这个朝代干净利索地纳于一统，尘埃落定，最后化作地下的兵马方阵；汉代则是一个飞起来的朝代，这在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慷慨歌吟中就能看出端倪，汉代后建筑上挑的飞檐、马踏匈奴的巨型石雕、肢体飞扬的说唱俑、飞扬律动的丝绸之路，至今还保留着飞升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