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与历史

作者：李鸣飞 摘自：读者

　　《元史》是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初一开始编纂的。朱元璋对他的大臣说：“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元史》是中国古代编纂速度最快的一部正史，但并不是最糟的一部。由于朱元璋要求编撰人员不得曾在元朝为官，因此纂修官都是隐逸山林的文人，既不通蒙文，也不了解朝廷制度政令，再加上时间仓促，导致《元史》错讹、缺漏较多。

　　与其他正史相比，《元史》因为疏于剪裁，反而保留了大量原始资料。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修成部头并不算小的一部正史，是因为元代虽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史书编辑工作却做得不差。甚至在国号未立之前，就开始了修撰史书的工作。

　　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的第二年，与阿里不哥交战正酣，就已按照翰林大学士王鹗的建议设置翰林国史院。在皇位稳固之后，他开始命人修纂《太祖实录》，然后陆续编纂了蒙古国时期《前四汗实录》和被追尊为睿宗的《拖雷实录》。他也一直按照中原传统的父子关系，忠实地记录各条政令奏疏。成宗即位后，利用世祖朝的《时政编》和《起居注》，很快就完成了《世祖实录》210卷，紧接着又修纂《裕宗实录》。裕宗即成宗之父真金，因为早逝，并没有真的登上帝位。

　　忽必烈是第一位汉文化倾向非常明显的蒙古君主，因为他必须依靠汉地资源对抗蒙古高原上代表着保守势力的阿里不哥。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像金代皇帝那样选择全面汉化。他没有开科举，坚持收继婚，任用西域大臣，组建理财机构……但他为什么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毫不犹疑地选择了中原文明的历史书写传统？这大概是因为他坚信，在悠久的史书记载中，隐藏着如何治国的真理。

　　忽必烈认为，儒者是治天下之匠。他命人进讲“四书”，更关注前代帝王事迹。当皇帝是一项如此孤独的工作，几乎没有太多经验可以汲取。他听说唐太宗身为秦王时就广招四方文士听取治国之道，于是也不断派遣儒臣寻访贤士。

　　忽必烈时常希望能够得到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言进谏的贤臣，又渴望有长孙皇后那样的贤后。翰林待制王思廉进读《资治通鉴》，当讲到唐太宗声称要杀魏征而长孙皇后进諫之事，忽必烈即刻命内官引其到皇后宫中，为之讲解此事。（《元史》卷一百六十《王思廉传》）

　　史书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亦成为帝王自我约束的力量。世祖狩猎时，猎人亦不剌金在射兔时，不小心射中了一头骆驼，这头骆驼中箭而死。世祖大怒，命人处死这个不小心的猎人。随侍身旁的铁哥对世祖说：“杀人偿畜，刑太重。”世祖大惊：“误耶，史官必书。”立刻释放了猎人。（《元史》卷一百二十五《铁哥传》）

　　按照某种政治学理论，一个人成为君主，就有了双重身份，除了自身，还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表。自身的生活经验储存在大脑中，时时指引行动;而国家的记忆则存在史书中，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如何前行，如何观照和反省自己，除参照历史外，难道还有其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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