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酷到骨子里
作者：姜雯 摘自：读者读者
无论是看网上的照片，还是见到他本人，阿来给人的感觉都是严肃、不苟言笑的，但与他交谈时，不经意间就会被他的幽默感染。
我说他的成都方言讲得真好，阿来说台湾方言他也会：“啊，这样子哦。”我问他的生日，他哼唱起“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
但当阿来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仿佛随他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属于文学的世界，那里有像歌声一般的句子，带着深远的意义。在阿来的文学世界里，你可以闻到土地的芬芳，听到画眉的欢叫，感觉到藏地的风，看到人在自然里、在雪山下、在宿命中。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今马尔康市），1982年开始创作诗歌。200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他是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也是第一个得奖的藏族作家。2017年，凭中篇小说《三只虫草》和散文《士与绅的最后遭逢》，阿来成为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与散文的首个双奖得主;2018年，《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震后十年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4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一带，发生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
地震时，阿来正坐在成都家中的书桌前写作《格萨尔王》，突然之间，整栋楼都在摇晃。震完之后阿来才跑到楼下，看到了大城市的脆弱——交通瘫痪，水电全部出了问题，电话没有信号。直到天近黄昏，成都的通信才慢慢恢复。阿来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志愿者组织，地震第三天便动身去了灾区。
震后七八天的时候，废墟下面还有很多人没被挖出来。
解放军战士和灾民进入帐篷，阿来回到他的车里，四周很安静，只有一台挖掘机还在工作。挖出来的人，被消毒，装入袋子，埋进大坑，撒上石灰，一个坑埋50个人。
夜越深，声音越响。阿来很疲惫，却睡不着，看着天空。“天天都是阴天，小雨，又闷，还臭。那天晚上，天突然晴了，满天都是星星。在那种环境下过了那么多天，感觉星星好美。我想，若真的有灵魂，可能这会儿他们有些就是新的星星了。”
“哭声也没了，我就好想有点声音。”阿来找出车上的CD，是莫扎特的《安魂曲》，虽然之前听过很多次，但不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中。“我就特别想听，我想起那些旋律、那些合唱。”
在那个时候放音乐，阿来担心受难者家属会不会揍他，但他还是没忍住，就小声地悄悄放，可为了听清交响乐的动人效果，忍不住就把音量越调越大。后来阿来发现有几个人走过来，一句话也没说，就站在车的周围，也跟着听，听完了，默默走开。
“我想，除了这种音乐，没有什么音乐适合那样的时刻。人家不觉得是亵渎亡灵，不觉得是冒犯，反而觉得体现出对亡灵的一种追思、赞颂，对生命的一种留恋，甚至相信可能有一个冉冉上升的灵魂。
“当时我就想，如果写地震，一定要这样写。不止悲惨，不止壮烈，里头一定要有一种回肠荡气的美感，这种美感是洗礼，是遇难者的血让活着的人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
离开灾区以后，阿来和几个朋友自发辗转于各地，为灾区筹款，几个月后才回到书桌前，重拾《格萨尔王》的书写。那时候有很多人向阿来约稿写这次地震，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艺术不是有一个想法就可以轻易实现的，没准备好你干不了。”
这一“准备”就是10年。10年后的同一天，同样的时间，同一个地方，同一张桌子，同一把椅子，阿来也同样在写一部关于探险家的小说。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的警报声响起，阿来又蒙了。
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在书桌前静坐了半个小时，动都没动。半小时后，阿来关掉了正在写作的文档，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了《云中记》的写作。
才写了两三行，当时灾区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阿来顿时泪流不止。“大堆的死难者和残肢，当时都没有那种情绪反应，因为太多了。但那一刻好像止不住了，我赶紧把书房的门关了，怕家里人看见笑话我，我边写边流泪。虽然写的时候很冷静，大家看不出来。”只能是文学
“我就是跟中国的命运纠结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说，国家好，大家就好，这是真的。可能现在年轻人很难体会，但我们这一代，尤其是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感觉很强烈。”
阿来的父亲是回族，母亲是藏族，在他出生的1959年，因为政治问题，他的家庭从城镇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在四川西北部只有20多户人家的卡尔古村生活。阿来
初中毕业后，阿来回到农村。那时知青都要下乡，但阿来本来就是农村家庭。“文革”期间，他觉得什么好事都不会落到他身上。读书的时候他的成绩一直都是班上最好的，但又能怎么样呢？他只能继续在农村挖虫草。半年后，阿坝州要修水电站，阿来报名，成为一名拖拉机手。
1976年“文革”結束，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阿来18岁。初中老师捎信让他去参加考试，他一天也没复习，没有复习资料，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那时候不知道改革开放即将发生，觉得我们那些家庭不可能。”
但阿来还是决定去参加考试。那晚阿来下班已经是午夜，天很冷，他吃了点东西，把一个手电筒绑在自行车上，连夜骑几十里的山路去县城考试。
“骑到县城天亮了，一晚没睡就进考场，就是这样考上的。”阿来说。
考上后阿来进入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去当小学老师，因为工作表现出色，一年后被调入中学，隔年被调到县中学教高中。阿来的最高学历一直都是中专，他不追求学历，但从未停止大量阅读、广泛学习，走到哪里都背着书。他现在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办公室的书架、桌子、沙发、茶几、地上，全都堆满了书。“一天不读书跟没吃饭一样。”
1982年开始创作诗歌后，阿来被调入由阿坝州文化局主管的文学杂志《草地》当编辑，却在1996年37岁的时候辞去安逸的工作，应聘至成都的《科幻世界》工作，两年后成为主编。
他在《大地的阶梯》中曾经写道，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一来是为了扩展自己的眼界，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片群山环抱的大地，并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
阿来在《科幻世界》任职的10年期间，缔造了这本杂志的辉煌。《科幻世界》从亏损转为盈利，一度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那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创作科幻小说的作家，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
阿来在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当时的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理由是太高雅，读者更愿意读一些大众化的东西，例如琼瑶的小说。阿来坚持，除非错别字，一个标点都不改。“我沒办法改，我觉得如果这本书不出版，大不了将来不写作，但是我写过这本书。”
4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尘埃落定》得以在1998年出版，一面世就非同凡响。有人问他，怎么能想到“爱情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这么美的句子。阿来说，有时在用中文写作时觉得修辞很一般，就会用藏语想一想，发现藏语的表述更为生动。另一方面，这也不是他想出来的，因为这就是鲜活的生活本身啊。
在藏族聚居地区，十几岁的年轻人情欲萌动，便会互相试探，而且婚前性行为并不被禁止。老年人便会开玩笑说：“你看，这些人骨头又冒泡泡了。”意思是说他们变轻了。这不是轻浮的意思，是对年轻人的一种赞赏，觉得年轻人该享受这些。
阿来说，文学是充满感官的世界——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写年轻人的爱情，首先是身体的，然后才是情。而文学作品的深刻，是感情的深刻;文学作品的深度，是体验的深度。因此阿来才能把年轻人的情欲萌动写得既美好又自然。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的创作能量源源不断，《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空山》《就这样日益丰盈》等多部作品相继出版。为了全心写作《格萨尔王》，阿来在《科幻世界》发展最好的时候辞职离开。
阿来尊重自己的每份工作，无论是拖拉机手、教师、编辑，他都做得很出色。“糊弄人家就是糊弄自己，荒废自己。每段不同的经历都是对自我的建设，我觉得一个文化人，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故乡和解
“我出生在山里，更重要的是，我写作的对象在四川西部的横断山区中，我关注的人群生活在那里，所以一有空我就去。”
阿来的“深入生活”既不是走马观花式的，也非社会学研究那样带着明确目的的。例如他写剧本《攀登者》时，就去登了珠峰。对他来说，生活的体验是融合在广阔的自然之中的，他会随时停下来观察动物、植物，“顺便就把路走了”。
每写一本书，确定了书写的区域后，阿来都要去那里很多次。这两年他写关于探险家的故事，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地方，他就去了7次，而且每次待的时间都不会太短。
阿来有个习惯，每写完一本书，都会回到书写的地方再走一遍，借着佛教的说法，他称之为“还愿”。
“我会背着我的新书，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放一本。就是交给自然，交给风雨，并不是希望它永存，我想让清风来翻阅它，雨水来淋湿它，这也是自然阅读并感应书的方式，如果它们有意志。”
他要感谢那片土地，因为他所完成的一切，都是那片土地给予的。写完《云中记》，阿来专门给汽车换了两个轮胎，想回当年地震时去过的地方走一遭，可惜后来因为《攀登者》的创作没去成。
每写完一部小说，阿来都像经历了一场情感浩劫。“每次都有点像一场恋爱结束的感觉——把你变得很苍白以后，人很长时间其实处在一种很疲倦，甚至有点抑郁的状态。因为还在小说的情境里，那种走动刚好让情感恢复。水库被放空了，要再把水装满。”
景色优美的马尔康，有森林、雪山、草地、河流，但阿来曾经对故乡的土地并没有深厚的感情。“我30岁以前没那种感觉，只想远离它，甚至有点恨它。”
想逃却逃不掉，阿来决定重新去认识故乡，他徒步游历、调查、搜集资料，在大历史中寻找小历史，最终与故乡达成真正的和解。
阿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尤其是从普通人身上，找到使社会更温暖、更和谐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跟生活、跟世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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