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的心事
去年，跟伦敦一位老书商谈起贝森的事，或可一录。贝森爱书，但家里穷，一辈子到处搜购旧书，装满一大布袋就分批卖给旧书铺，解决吃饭问题，再回去编书著书。他编过一册《好书待售一览表》，还编过毛姆的书目，著作则有四册《日志》。早年，他母亲硬是要他去当理发师，他偏去买卖旧书。母亲说：“只要你每星期给我赚三十先令回来，我准你去买卖旧书；赚不到三十先令给我，你休想去做旧书生意，快给我滚到理发店去。”贝森从此为了那三十先令，什么卑微的事都做过。幸好他还会弹钢琴，一度每个星期六下午到一家卖旧家具旧钢琴的铺子里去弹钢琴，用琴声吸引顾客来买旧钢琴，卖出一架琴他可以分到两三先令，弹一个下午琴则赚十先令。贝森跟毛姆是老朋友，当年不少美国人愿意高价购买毛姆亲笔题款签名的初版书，贝森接到“订单”后就带着那些初版书去找毛姆，毛姆一一照写照签，而且规定所得“润笔”一律分为两份，一份给贝森，一份捐给他当年学医的圣托马斯医院。都说毛姆生性凉薄，贝森竟得其独厚，也算缘分。贝森晚年爱说自己一生跟书有缘，到老不悔。痴情到这个地步，难怪女人受不了爱书藏书的男人。但是，《藏书家季刊》1976年有一期登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内人酷爱收藏图书，她有好多书翻都没翻过。我再三劝她申请公立图书馆的借书证，希望从此治好她的藏书病，但她硬是不肯。”爱藏书而称之为“病”，甚妙！“爱”字害苦了太多人，买书无罪，爱书其罪，还有什么好说？
把书当工具的人，家里虽有几架子书，都不算“藏书家”。1973年5月11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曼比的《BookCollectinginthe1980's》，家里明明剪存了这篇好文章，后来在书店里看到加州书商印刷的单行小册，限印六百七十五本，每本编号，纸质印工都算一流，虽贵，还是忍不住买了下来，这样的人藏书未必太多，却是真正的“藏书家”。自己明明不懂园艺学，对种花种菜兴趣也不大，但看到SaraMidda的精装本《InandOutoftheGarden》，全书百多页文字和插图都是七彩手写手绘，装帧考究，想都不想就买下来，这个人必是“书痴”！
“痴”跟“情”是分不开的，有情才会痴。中国人还有“书淫”之说，指嗜书成癖、整天耽玩典籍的人。此处的“淫”字也会惹起很多联想，“耽玩”几近“纵欲”。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倒过来说，女人看书也会有这些感情上的区分：字典、参考书是丈夫，应该可以陪一辈子；诗词小说不是婚外关系就是初恋心情，又紧张又迷惘；学术著作是中年男人，婆婆妈妈，过分周到，临走还要殷勤半天怕你说他不够体贴；政治评论、时事杂文正是外国酒店房间里的一场春梦，旅行完了也就完了。
最糟糕是“藏书家”给人的印象是个阳性词，古今中外都一样。事实上，藏书家里头的确是男人多女人少——少得很多。藏书家对书既有深情，访书也掺了几分追求女性的“欲望”，弄得爱书和爱女人都混起来了，结果，西方藏书家所用的藏书票，不少竟以仕女图作主题、作装饰。这里面必有原因。藏书家的妻子十之八九不藏书，又反对丈夫买书藏书爱书；藏书家的母亲大概多少都有贝森母亲的想法，宁可儿子当理发师也不要他跟那些破书缠绵；藏书家没有母亲没有妻子而有女朋友的话，想来女朋友也不太会理解他的爱书心理。曼比妙想无穷，说是藏书家应该趁早教育妻子，蜜月期间以每日逛一家书店为上策。此议恐怕也不甚实际。书和红袖太不容易衬在一起，“添香”云云，才子佳人的故事而已。藏书家不能自释，只好寄情藏书票上的仕女，有些更激进，竟把春宫镌入藏书票里，年前美国还有好事者编出一部《春宫藏书票》。
西方仕女图藏书票上画的女人，漂亮不必说，大半还带几分媚荡或者幽怨的神情，仕女身边偶有几本书，流露出藏书家心里要的是什么。这当然又是后花园幽会的心态在作祟！伦敦旧书商威尔逊的藏书票藏品又多又精，自己还印制好几款仕女图藏书票，有一次问他为什么一款又一款尽是仕女图，他低声反问：“你不觉得她们迷人吗？”
爱书、藏书已经是“痴”，是“病”，是“淫”，是“罪”，藏书家还要在藏书票上寄托心事，罪孽更重，殊为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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