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们
他们各自分属两个庞大的家族，分别有5个和8个兄弟姐妹。我妈的亲生母亲因为每年生一个的巨大的身心消耗，不到40岁时就去世了。而且她随手把我妈，她最小的女儿，扔进了一个干草堆。我猜别说母爱，连厌烦都不存在了，只剩一种对待多余东西的心情。因此我妈几乎余生都在向黑暗处询问：“为什么就多我一个？为什么偏偏要扔掉我？”
没有答案，就像是个玩笑。
先说我爸这边。这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家族，所有人都对“更高处”有着一种自觉的向往，最终形成了一种氛围：每年春节聚会的高潮就是小孩子们比期末考试的成绩，后来变成了比工作、比婚姻，再比下一代……简直是没有终点的竞赛。
伯父早就跟权力结缘，也奠定了某种价值导向。他是长子，当兵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希望，而他不负众望，退伍之后顺利进了政府部门，最终以副局长的身份退休。大概是“长子综合征”，他对每个人都很照顾，视之为义务，又无法消化那些超过界限的部分。这带来一种奇特的权威：在饭桌上不管他讲什么笑话，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哄堂大笑，简直成了条件反射。
作为排行第二的孩子，从任何家庭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爸都是被忽视的那个，为此他终生都在谋求大家庭的认同感。就像是鲑鱼，一直希望能够逆流而上，回到家族体系中。但自从入赘我妈家之后，离家族就越来越远。他曾经寄希望于下一代，可惜我和我弟却成为家族中背离得最远的：我至今没有结婚生子（这令他们伤心欲绝），而弟弟则沉迷于创业（“竟然连份正式工作都没有！”）。
总要有人守着祖宅，这便是我三叔的角色。虽然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牌，但他的儿子，即我的堂弟，颇有要担起整个家族复兴重任的倾向，在私企和银行之间，他当然选了银行。之后他娶了大客户的女儿。亲戚们暗自在想他哪天是不是能当上行长什么的。似乎为了落实这种猜测，他的体重已经是以前的两倍。没人会相信他当年曾英俊风流，号称“辣手摧花”。现在看上去，他仅仅是一个每天都在陪领导、客户喝酒喝到浮肿的人。
姑姑当初嫁给姑父时并不被看好，但两个人早早开始经商，很快成了最富裕的一家。即使这样，他们最向往的依然是体制内的安稳，希望得到权力的庇佑。姑姑的女儿，即我的表妹，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学霸，在重点理工大学也依然立于不败之地。硕士念完，即被家里召了回去……一切都安排好了：工作、房子、车子。当然是进了国企，并且立刻订了婚。好像她的人生就是跑出来念个书再回去。我姑父很满意：“我女婿的工作特别好，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陪领导打打高尔夫。”他们俩都还不到25岁，却早早赋闲了，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繁衍，延续这种幸福。我一直以为父母那代人的辛苦和牺牲，会换来我们这一代某种崭新的自由，但困在一种看似没有挫折的生活里真是太容易了。
这个家族最受宠的小儿子，我的小叔叔，总是笑眯眯的。为了女儿的教育问题他最终放弃了原本应该在研究院里度过的人生，近40岁时果断举家移民加拿大。日子想来应该很艰难：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段时间听说他成了灯光师。女儿如愿以偿考入常青藤盟校，跟姓氏稀少的德国男生谈恋爱。脸是中国芭比，身材是美式大妞。或许她是唯一真正突围的那个人，以父辈自觉的牺牲为代价。
这是一个从不吵架也从不产生任何纠纷的家族，彼此彬彬有礼，但也看不出有什么深厚的感情。有一年春节他们喝得酩酊大醉，讲起小时候小叔叔掉到河里被兄弟姐妹集体营救的故事，又笑又哭，唱歌到大半夜。那使我想到亲情和青春这类的东西。但后来那个故事被一再重复，逐渐失去了魅力。他们再也没有那样快乐地酩酊大醉过。
因为被遗弃，虽然知道了亲生父母是谁，但我妈只跟住得较近的3个姐姐来往比较多。3个姨妈家里都有一对儿女，都以经商为主，衡量世事乃至道德的唯一标准就是金钱。
大姨妈比我妈要大20岁，近乎我妈的母亲。她是个和蔼的女人，却嫁给了一个自私的男人。姨父总是第一时间把菜放到自己面前。有一次她的筷子刚刚伸向一条鱼，姨父幽幽地说了一句：“那是我留给自己晚上吃的。”他曾任厂长，一对儿女继承了他在追逐金钱方面的天赋，擅长冒险。大表哥尤其传奇，几经起伏，50岁时跟第二任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一生在贫困和暴富之间来回，从没有中间地带。一度潦倒，却很快又住别墅开宝马，但带我们到办公室参观，沙发却是破的。没人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只有钱来来去去的踪迹。
挣钱和省钱，尤其是后者，是二姨妈一辈子的乐趣所在。她开小卖部，还卖菜，养成了锱铢必较的个性。在我家吃饭时，她震惊地问我妈：“为什么要买鸡翅？为什么不买鸡胸？便宜而且肉多啊。”对金钱的热爱和敬畏绵延至下一代：儿子为了等老丈人分房，一家三口在几十平方米的旧房里挤了很多年。终于，老丈人分到了房子，但又找了个新妻子，房子自然给新妻子了。这份等待良久却最终绝望的痛苦，我光是想想，就觉得人生真是很虚无。
小姨妈是个医生，是个自学成才、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医生。她对我们很好，经常带着药箱大老远来给我们看病。我想亲戚间的爱不过如此，如果你能真的感受到，那就是很爱很爱了。表姐当年被我伯父介绍到市里一家工厂工作，老板和老板娘都待她挺好。不久那老板却离婚娶了她。我伯父对那老板娘一直感到愧疚，但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表姐跟着丈夫、带着弟弟一起做生意，日子过得很不错，讲话的声音还是像以前一样，又响又脆。
最终，有一年我们表兄妹们坐在一张大桌上吃饭，却无法顺利地叫出对方的名字。
每到春节，亲戚们就像害虫一样围拢过来，他们认真地审视你，却不触及更复杂的部分。没人关心你的理想，你快不快乐，你对未来的期待。亲戚的字典里没有“人生”这个完整的词，只有几个分裂的组成部分：挣多少钱、爱人是做什么的、房子多大、什么时候生小孩。这一切都构成了扭曲的标准，而这正是亲戚们令人烦躁的原因：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却无法被亲人完整而公平地看待。
我是同龄人里为数不多有一个弟弟的人，这曾在我成长期间无数次地困扰我，有时我甚至会感到羞耻，总是想跟别人解释我弟弟并非“超生”的产物，还得解释我父母并非因为重男轻女才生下了他。同时又觉得父母的爱被分割了，经济上压力更大，自己也有了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羁绊。
然而过了30岁之后，我却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一个跟自己血缘如此亲密的人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他缓冲我跟父母的矛盾，与我一起分担父母年迈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他令我不再觉得那么孤独，仿佛一颗流星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了一个坐标。
在这种感受的基础上我才第一次认真去想亲戚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不管我多么厌烦他们的价值观，拒绝被他们评价和谈论，互相无法理解，但他们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一些人，是见过我出生时候样子的人，是有固定称呼的人，是在某些仪式上必然会到场的人。
是众生在你周围一种亲切而温柔的呈现。
（雨涛摘自电子刊《ONE·一个》，喻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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