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段城南旧事
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15分钟就到了。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有地位，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是京片子，还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是能言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一口含混的普通话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地道，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1974年起，我们带了4个女儿定居在香港。11年后我们再回台湾，却去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我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聚，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女主人浑然天成的音色，流利而且透彻的话语，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为一屋的笑语定调，使众客共享耳福。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往往最后出场，比起女主人来“低调”多了。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宽厚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于永恒。她的摄影不但称职，而且负责。许多朋友风云际会，当场拍了无数照片，事后船过无纹，或是终于一叠寄来，却曝光过度，形同游魂，或阴影深重，疑是卫夫人所说的墨猪，总之不值得保存，却也不忍心丢掉。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而且冲得快，不久就收到了，令朋友惊喜感佩。
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除小鸟与青蛙之外，最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异，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座。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一切都不用操心，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际，发现封面雅致大方，内文排印悦目，错字几乎绝迹，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那个年代书市兴旺，这本书销路不恶，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
“纯文学出版社”经营了27年，不幸在1995年结束。在出版社同人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挥若定，表现出“时穷节乃见”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毅然决然，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又不辞辛劳，一箱一箱，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这样的豪爽果断、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堪称出版业的典范。当前的出版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
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祖丽参与社务，不但为母亲分劳，而且笔耕勤快，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纯文学丛书”。出版社曲终人散，虽然功在文坛，但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而言仍然是伤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并不寂寞，不但文坛推崇，友情丰收，而且家庭幸福，亲情洋溢。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牵手”，走完全程。她的《城南旧事》在大陆被拍成电影，赢得多次影展大奖，又被译成三种外文，制成绘图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我致词说：“林海音岂止是常青树，她简直是常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荫深处……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性。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还是闽南语说得好：夫妻是‘牵手’。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苍茫得真快，在海音八十岁的寿宴上，我们夫妻的座位被安排在首席。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同时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点。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时光的无礼令人惆怅。我应邀致词，推崇寿星才德相侔，久负文坛的清望，说一度传闻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部长，“可是，一个人做了林海音，还稀罕做‘文化部’部长吗？”这话激起满堂的喝彩。
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媛、竐弦坐在台上，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深沉、压抑的情绪弥漫着整个大厅。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她面带笑容，以亲切的眸光看向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放映的纪录片里，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却形单影只，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习惯。
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永恒的笑貌上定格了。
（彭慧慧摘自《博览群书》2013年6月，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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