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与法国“窃贼”

作者：毕淑敏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小飞机

　　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在欧洲一现身，立刻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

　　說到“现身”经过，居然和战事有关。葡萄牙从l5世纪起，乘着大航海时代的风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603年，在一次从亚洲返航的途中，葡萄牙商船被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战舰截获，后者将葡萄牙船上的货物悉数掠走。荷兰人第一次见识到来自中国的珍宝——明万历年间的瓷器，大喜过望，将它们全部运回国，在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这是一场轰动了欧洲的盛大拍卖，买主名单中，有法王亨利四世和英王詹姆斯一世。

　　荷兰人将这批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其荷兰语的本意与战舰相关。东方的精美物件穿上火药味的甲胄。

　　见识了来自遥远东方的瑰宝，欧洲人给瓷器起了个珠光宝气的新名字——“白色金子”。王公贵族对瓷器趋之若鹜，在他们的引领下，人们发起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追索，特别是欧洲宫廷，刮起收藏中国瓷器之风。

　　在英国人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首诗：

　　去找那种瓷器吧，

　　它那美丽在吸引我，诱惑我。

　　它来自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丽的东西了。

　　它是多么迷人！多么精美！

　　它是中国的产品！

　　举两个王室的小例子。1713年，普鲁士国王选皇后。为了给自己增光添彩，让婚礼非同凡响，他不惜以600名仪表堂堂的士兵为代价，向邻国君主换来一批中国瓷器。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为了中国瓷器一掷千金，在巴黎专门出售中国商品的店里，一次买走5只中国青花瓷瓶。

　　据不完全统计，仅18世纪，至少有6000万件中国瓷器行销欧洲。瓷器价格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才享用得起。由于欧洲产品无法进入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中国市场，从而产生贸易逆差，致使各国金银外流。欧洲人既舍不下中国瓷器，又无法忍受“失血”状态，怎么办？唯有自己造出瓷器。用今天的话讲，便是将瓷器生产“本土化”。

　　中国瓷器究竟是怎么烧制出来的？这个秘密，不仅刺激了欧洲人的好奇心，更以其巨大的商业价值，折磨着欧洲人被金钱缠绕的神经。他们挖空心思，不断尝试揭秘。马可·波罗曾经这样描述过中国瓷器的制造诀窍：“中国人从地下挖取一种泥土，将它垒成一个大堆。任凭风吹雨打日晒，从不翻动。历时三四十年，泥土经过这种处理，质地变得精纯……再抹上颜色适宜的釉，放入窑内烧制……”

　　欧洲人原以为马可·波罗懂中国瓷器，法国、意大利等国还曾将中国福建德化所产的白瓷，直接命名为“马可·波罗瓷”。还有更大而化之图省事的，将中国宋元两代输出的白瓷，统称为“马可·波罗瓷”。然而马可·波罗虽然名头很大，却很可能并未深入细致地研究过瓷器的制造过程，只是道听途说。他所描述的制瓷程序虽大体不错，但缺少细节，大而无当。对企图仿制中国瓷器的欧洲人来说，几乎毫无用处。

　　欧洲的制瓷工业，当时也非一张白纸。在罗马帝国时代，铅釉陶技术从埃及，锡釉陶技术从中东，都已传入意大利。后来借文艺复兴思潮，此技术辐射至整个欧洲。不过其产品质量与中国瓷器相比，有天壤之别。

　　想要成功仿造中国瓷器，欧洲人的思路和方法兵分两路：一路看到中国瓷器温润光滑、玲珑剔透，认为此物和玻璃沾亲带故;另一路，认为瓷器价格昂贵，应与炼金术有关。

　　沿第一种思路，陶艺师们使用玻璃制造技术，制造出威尼斯玻璃蓝彩陶，德国烧制出了釉陶。此后，法国、英国、意大利争相仿效，相继制造出了红陶、高温彩色釉陶以及白釉蓝彩的“类瓷器”。可惜，这些制品单独摆放时大致还看得过去，一旦与真正的中国瓷器比肩而立，须臾就败下阵来。坦率地说，17世纪前，所有的欧洲瓷器都不能算作上品，大部分是陶器或软质瓷。再往后，欧洲虽然会烧制高温硬质瓷了，但瓷器的品质仍然无法与中国瓷器相媲美。

　　沿第二条思路，欧洲炼金术士们一通紧忙活。1560年，意大利的弗拉公爵炼金实验室开始“炼瓷”。可惜“炼瓷”以失败告终，证明此路不通。美第奇家族的工匠们更是勇气可嘉，把沙子、玻璃、水晶砂、黏土等材料一勺烩，烧出的“瓷器”是一堆釉色混浊、含有大量气泡的废品，与中国瓷器更是相差万里。

　　反复的失败让欧洲人彻底明白了，自个儿瞎摸索没有出路，只能到万里之外的中国“窃取”秘方。

　　此刻，一个叫殷弘绪的人登场了，时间是1698年。他的名字很中国化，但他不是中国人，乃地地道道的法国人，真名叫佩里·昂特雷科莱。

　　殷弘绪出生于法国里昂，死于清代乾隆年间。他的一生，经历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3个时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1698年，他跟随白晋在广州登陆，初到中国。白晋何许人也？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在法国国王和康熙帝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殷弘绪来华后，先在厦门学中文。此人很有语言天赋，迅速掌握了中文。后来他接受任命，到江西饶州传教，主要活动区域在抚州、九江、饶州一带。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目的并不完全在宗教，还肩负着收集科技情报的任务。他们在征召传教士的时候，就特别要求其具有科学知识背景。法国科学院更是明确指示他们到中国要进行科学考察。官派传教士身份，为殷弘绪在景德镇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

　　殷弘绪在景德镇“深入生活”，居住了7年。此人之所以能常驻景德镇，主要与他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通过与江西巡抚郎廷极的私交，将法国葡萄酒进呈给康熙皇帝有关系。殷弘绪能够自由进出景德镇的大小陶瓷作坊，逐渐熟悉了窑场制造瓷器的各项工序与技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及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殷弘绪两次向欧洲报告了他刺探到的瓷器制作情报，将景德镇瓷器的制造方法，系统而完整地介绍到欧洲。

　　自殷弘绪“泄密”之后，中国瓷器最核心的法宝，就毫无遮蔽地袒露在欧洲人面前。1712年，殷弘绪写信之后，又奉上了高岭土、瓷土样本。1716年，在法国《科学》杂志上，全文刊发了殷弘绪的万言信。至此，中国瓷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胎法，再无秘密可言。

　　（夕梦若林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小飞机，欧洲行》一书，黎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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