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一切都没变，颜色单调得可怕，像一幅只勾勒了轮廓却忘了着色的简笔画。偶尔飘着一只鹰隼，像黑色的刀刃，在天空刻下长长的划痕。

　　阿尔德也没有变：坐在自家门口，一只金雕站在他旁边。那只金雕跟了他七年了。

　　他看见我走近，脸上的皱纹突然波动起来，凝固成一面笑意——他还记得我。

　　走进他的家门，迎面还是那张照片——阳光热烈如瀑，四个举臂架鹰的男人，骑着高马，扬眉齐云，鬓发入风，手里拎着狐、狼、兔；笑得像神。那是阿尔德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天，他带着三个儿子，全家在盛大的狩猎比赛上包揽了全部的荣耀。

　　照片是我拍的，我把它作为最后的礼物，答谢阿尔德教我驯鹰。虽然我连第一步都没有坚持下来。草草学了几天，第一次放饵习猎，鹰就飘了。

　　当时阿尔德望着飘远的鹰，说：“别告诉别人我教过你。”

　　是父亲拎着我去找他学驯鹰的，而我根本不想去。那时候我十八岁，满脑子只想着离开。我渴望变成一只鹰，或者一片黑色的刀刃，戳破这个无色的世界、破麻袋一样的村子，远走高飞。

　　我也的确走了。

　　十年来我只回过一次家，回来安葬父亲；从母亲幽怨的眼神里，我想父亲大概是被我气死的。

　　也就是在那天，遇上鹰猎大赛，阿尔德全家大胜，不愧于三代驯鹰世家的名声。我为他们一家拍了这张照片，离开村子之后，我把底片洗出来，扩印，装裱，寄回阿尔德的村子。

　　我在浓烈的羊汤热气中，仰望着那张照片，阿尔德似笑非笑地说，那次鹰猎大赛之后，儿子们成婚，分家，走的走，飞的飞。时间如滚石，从巅峰直落，把过去的日子全都砸碎了。

　　后来我才发现，阿尔德说的走与飞，是死亡的意思。阿尔德的大儿子已经早逝，留下别列克。

　　荒凉的童年，使别列克显得格外沉默，但那目光狡黠如鹰，有着独属于十四岁少年的精明。听说他是神童，聪明极了——没上几年学，汉语却特别好，什么都懂，会背一整本《古兰经》，还会一些阿拉伯语。

　　我问别列克，你有鹰了吗？

　　别列克把脸别向一边，抬了抬下巴——后院的鹰架上，站着一只小红隼。我很吃惊。阿尔德一直都驯养最好的鹰，却把一只红隼给了他孙子。

　　阿尔德幽怨地说：“不是我不想给他好鹰。这孩子，还不配！”阿尔德说得很大声，回过头盯着别列克，又添一句：“一天到晚，就知道撒马。”

　　我察觉到什么，等阿尔德的身影折进了门毡子，我贴近别列克。他正磨磨蹭蹭地挪向马桩，手里把玩着一小段鹰脚绊子，扯来扯去。

　　我问：“你不喜欢鹰？”

　　别列克认真地点头。

　　“为什么？”我的确吃惊。这一带的男人都以拥有一只猎鹰为傲。

　　“我骑着马，可以飞。我又骑不了鹰，只能看着它飞。”他翻身跃上马背，我看着他鞭着马，人马身姿柔韧起伏，渐渐变快，快得发狠，好像恨不得把自己吹成灰，化在风中，彻底消失。

　　孙子偏偏不爱鹰，这大概是阿尔德的心病。作为当地的驯鹰祖师，多少人络绎不绝，奉牛献羊，上门求艺。阿尔德的规矩很严苛，上来就问：“你最稀罕的东西是什么？”

　　父亲拎着我去找他学艺那一次，也被这问题弄得莫名其妙。

　　我想了好半天，说，没有。

　　阿尔德说，必须说一个。

　　我应付道：一本世界风光图册，支教老师送给我的。

　　阿尔德转向我父亲。父亲说，是一个箱子。阿尔德说，都搬来。

　　阿尔德翻了翻我最心爱的那本书，放到一边，又打开父亲的箱子。全是爷爷当年去麦加朝觐有关的所有物品，父亲如数家珍，金光满面，一一介绍宝物；阿尔德冷冷打断道：“你要想让儿子学鹰，得把这些全都给我。”

　　我把图册给了阿尔德；父亲献上了箱子。阿尔德收下了，说：“记着，每猎一只新的鹰之前，先要放归自己旧的鹰；不许舍不得，不放的话，会害得鹰群灭绝。还有，现在是繁殖期，我不抓鹰。你们过了纳吾鲁孜节再来。”

　　父亲认真点头。我也跟着点了。这儿的人全都崇拜阿尔德，不仅是因为手艺，更是因为阿尔德每次都能捕捉到最好的鹰。许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洞爪”这样的极品，而阿尔德一不留神，就捕过三只。老天赐什么鹰，全是命，好人得好鹰，阿尔德深信不疑。

　　后来我没有学成，鹰也飘了。阿尔德把箱子和图册都还给了我们。那天我走了二十里路，回到家，正想吃馕，父亲一把压住我的手，不准我吃。父亲说，你真丢人。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我站在原地，费力地想，要不要跟他提起那件往事——他肯定不记得了。

　　五岁，我们全家迁移牧场，父母拉着骆驼板车，我在后面拖拖拉拉地跟着。一只金雕在空中盘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贵、庄严的翱翔。它的翅膀伸展，身体铺成一片黑色的刀刃，裁剪着天空。那是连目光都不能束缚的自由，它用羽翼擦拭云朵，抹过山巅，朝我飘来。

　　近了，越来越近了，一层层翎羽展开，从金棕色到白色，闪着光泽；柔韧的翼梢被气流拨动，一根根规律地微颤，像是神的手指在彈钢琴。

　　那片黑色的刀刃急速俯冲，削过我的头顶——然后被枪响打断了。子弹夺走了它的优雅，它像被塞进了绞肉机一样混乱地翻搅着，扑腾着坠落。

　　父亲持枪冲过来，号叫着，惊恐，激动。斜坡下面，一堆羽毛剧烈地抽搐着。

　　我傻在原地，仿佛中枪的不是那只金雕，而是我。

　　长大后，我反复回忆过这场杀戮的来龙去脉——父亲追到尸体跟前，喘着，愣着，肾上腺素让他不停颤抖；而我不敢靠近；远远地看着父亲的背影，背影前面的那一堆棕色羽毛。

　　他可能也是懊悔的——我试图这么说服自己——他在金雕尸体跟前站了一会儿，那团羽毛的抽搐停止了，变成一堆干草一样的东西。父亲把那只尸体拎了起来装进麻袋。

　　搬家一路，那只金雕的尸体跟了我们一路，我胆战心惊了一路。夜里，我常常觉得那只金雕可能会化成一片黑色刀片，割破我的噩梦，划开我的喉。我觉得我亵渎了神灵。

　　长大后，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把这个凌迟了我很久的问题交给他：为什么要开枪？那一刻你在想什么？

　　父亲迟迟没有回答，看上去不是在思索，而是想不起来了。我又怒吼了几遍，为什么？他依然哑口无言，躺在床上，活脱脱是一只糊涂的衰老的动物。那一刻我彻彻底底地，耻于做这个人的儿子。

　　我起身离去，父亲却在我背后，用一种混了浓痰的模糊声音，虚弱地说：“我以为它要叼了你。

　　“……那年的雪真大，羊都冻死了。

　　“……那只鹰救了我们的命。”

　　（林冬冬摘自《课外阅读》图/罗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