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见”何以成“马后炮”
此书一出版便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八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让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的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
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的公使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而那时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他几乎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往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正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四十卷，约五十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此外，这本书还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黄遵宪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其出版。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出版。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颇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的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了此书。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被安排出版。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直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而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
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很多事情屡屡如此。譬如，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晚清众多士大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凡是有“先见”者，大多作为异端而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争前数年出版，其命运也不过如此。
（余 娟摘自《新华每日电讯》，何保全、于泉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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