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高二时，不想再读下去，自作主张退了学，一心要成为一个写作者。难得的是我爸也支持，只是他觉得即便当作家，也需要进一步学习，于是到处帮我打听哪里有作家班可以读。

　　那年11月中旬，我们听闻复旦大学有个作家班。此时学期已经过了大半，仍要交整个学期的学费和住宿费，连中间人都觉得不划算。但我爸认为，孩子的成长期不可蹉跎，他第二天就带我启程，汽车、火车，坐了一天一夜，终于抵达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

　　我爸先带我去办理入学手续，交了厚厚一沓现金。我稍感不安，因为当时大学还没有扩招，国家有补贴，我是少见的自费生。手续办完，我们去宿舍，路过对外营业的国年路上的教工餐厅，我们打算就在这里吃午饭。

　　放下大包小包，我们四处打量，脸上是外乡人显而易见的好奇。这时，我看到一个女孩子走进來，她是逆着光走进来的，一进来，整个餐厅都被照亮了。

　　她身材高挑，打扮得很时髦，最醒目的是脚上的那双靴子，麂皮的，很精巧，钉着漂亮的流苏，跟她白色长毛衣上的流苏呼应。时值深秋，我穿着薄袄，她却穿着一条咖啡色的厚呢短裤，两条长腿极具视觉侵犯性地露在外面。

　　我立即有了某种压迫感，是初来乍到的恓惶，还有对未来的迷茫，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我不见得能适应。

　　我爸把我安顿好就回去了。他仅留了几十块钱在身上，剩下的都给了我（之前已买过回程票）。

　　我休息了一会儿，就去室友推荐的五角场，那里有很多小店，卖衣服的、卖鞋子的，有贵的、有便宜的，让人眼花缭乱。我几乎是手忙脚乱地买了一双靴子，人造革的，穿在脚上不舒服，但样子不错，尖圆头，鞋跟很高，鞋边有一圈同色的铆线——那是浓墨重彩的时髦，我太着急想要抓住“时髦”了。

　　之后的很多天，我都在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那双鞋子如暗处的酷刑，磨脚、不透气，偏偏教室离我住的南区宿舍又特别远，我走起路来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像小人鱼一步步走在刀刃上。只是人家小人鱼是为了爱情，我是为了什么？虚荣吗？

　　上海下了第一场雪后，我的脚更是遭了殃。鞋子开胶，我买了胶水粘上，还是有潮气渗进来，便生出冻疮;夜晚坐在南区的自修室里读书，脚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回寝室后焐很久也焐不热。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买第二双鞋。我爸是工薪阶层，在小城挣钱，给我在上海花，非常不易。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几乎花掉了他的全部工资，再一双接一双地买鞋子，我着实于心不忍。

　　再说，我放弃高考要当个作家，我和我的家人付出那么大代价，我应该做的不是心无旁骛地学习吗？怎么能在穿着打扮上花那么多心思？上海的冬天虽然寒湿，但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然而，就在那个冬天最冷的一天，我收到我爸寄来的包裹，打开来，竟然是一双短靴。柔和的光泽，证明它是真正的牛皮，里面还有一层羊毛。不算高的方跟，朴拙里带点稚气，经典大方，倒衬出我脚上鞋子的廉价。我完全不明白，我那土土的老爸，怎么突然有了这样的好眼光！

　　我爸是一个完全没有审美可言的人，他说这叫“泥人不改土性”。有次他认为我妈太不爱给我打扮，索性跑到街上给我买了两件衣服，居然都是男装，我妈气得跟他吵了一架。

　　这一次，他是咨询了女同事，还是请教了鞋店的老板娘？后来我想，更有可能的是，他在店里选了最贵的一双。

　　那双鞋子温暖了我整个冬天。依然是在深夜的自修室里，当我的脚被温暖包裹，脚趾隔着袜子也能感觉到羊毛柔软的触感时，我那么深切地感觉到，自己被深深爱着。

　　寒假回家，奶奶跟我说，我爸那天一到家就感叹，上海的女孩子长得漂亮，穿得也漂亮。我奶奶就说：“我孙女长得不比人家差，就是穿得不如人家。”

　　我爸一向不爱对别人评头论足，他跟我奶奶说这些，一定是入了心吧。“然后，他就去鞋店买了最贵的一双鞋给我，是吗？”“是的。”衣服鞋子都是身外之物，圣贤不会在意这些。可是，真爱一个人，就会体谅对方不够强大、不够正确的那些地方。

　　记得我弟上初中时有一帮小兄弟，他就像那个“及时雨”宋江，出手大方，零花钱都用来请大家吃冰棒、吃烧饼了。

　　问题是我们家也没矿啊，可我爸不说有求必应，起码是大力支持。我跟我爸抱怨，我爸说：“你弟学习成绩不好，现在各方面都不突出，很容易自卑。但他有个优点是慷慨，这也是能帮他成事的。我没有万贯家财给你们，但现在可以给你们一个宽松点的环境。”

　　被我爸言中，当初看上去很不突出的我弟，现在做影楼培训，手下有上百名员工、几百家加盟店。他说他一路发展过来，就靠着慷慨和厚道。

　　我爸因此被旧同事奉为育儿楷模，当年他们看尽我们各种精致的淘气，没想到如今我们还都能成为不给社会添麻烦的人。你看，爱就有这么神奇的力量，能让人无师自通地变成教育天才。

　　（同尘摘自微信公众号“闫红和陈思呈”，沈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