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吗
有人会说：“不一定。契约皱（毁约）了呢？你的船（对毁约的惩罚）保住了，可信任依然难逃溺水。”乍一听像是一种尴尬的悖论，但“言而无信”后的“有法可依”，的确是现代社会契约精神的基本规则。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就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大问题：一是缺少“数目字管理”，二是以道德代替法律。道德口号的分贝，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总是高过规则与契约。如同胡适曾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讲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情味儿的国家；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大谈道德、高尚，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在干净与肮脏、人情味与伪君子之间，是否也只隔着一张纸？这张纸上写满规则，撑起一个理想社会该有的样子。何为规则？或许可有三层解释：契约、契约精神、契约至上精神。它们的不同，是观念的水位的不同。
公信力下滑，私信力崛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好的时代。我们需要那张纸，需要纸上不同的水位，就像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信时代”。
你信吗
你信吗？——此三字问句在中国的力量与意义，已几乎可等同于梁漱溟老先生当年那一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建立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他人的信任之上。
坦白说，在中国讲信任、讲契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自古就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们也讲“言而有信”“一言九鼎”与“一诺千金”。但在中华文化深处，更加崇尚谋略、厚黑学、潜规则与关系经济、江湖义气，等等。于是，中国人会一边打捞、标榜着仁义礼智信，一边也无奈地叹息着信任危机、价值观坍塌、契约精神缺席。
郑也夫在《信任论》中强调，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同时他也表明观点：中国社会依然是“低度信任社会”，中国人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阶段。“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仍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范畴之外。”
因为缺少安全感，面对社会的复杂性时，人们在本能之下，会倾向于先选择不信。不信搜索引擎，不信排行榜，不信开发商，不信学历与论文，不信长期存款，不信饭局，不信转基因，不信马桶与电饭煲，甚至不信《实话实说》，不信“3·15”晚会……社会信任系统陷入一个畸形循环的怪圈。
人们在信任力上，开始选择投奔一个个“理想的个体”——他们（被信任的“大V”、公知、公众人物）其实一直在岸边，不厌其烦地告诉你真相与常识，讲解民主的细节与契约精神，分析这个社会会好吗，甚至告诉你如何去信或不信。他们一步步抬高着公共领域私信力的水位。
有意思的是，卢曼在《信任与权力》中，把信任视为一种将社会的复杂性简化的机制。“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人在与社会复杂性遭遇时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
中国人的心态呢？在面对“中国式复杂性”时，已难以安心留在公信力的“大船”上，他们开始左右寻求更多“个体力量的划桨”，以期安全前行。
身份与契约
信任变了味，私信力才会参与竞争。而真正的安全与自由，是既要在船上，又要有桨划，还要掌握游泳技能，合力进入一个契约型社会。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人们怎样才能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群体中，仍能自由如初？回答便是社会契约——放弃天然自由，获取契约自由。如果说信任是一个契约社会形成的核心要素，契约精神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石。
学者刘瑜曾分享她在高校就业过程中体验的契约精神：去剑桥工作前，从面试、笔试到决定录用，前后8个月间，她收到来自校方、系里、学院的各种合同，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描述得异常清楚。从住房安排、医疗保险、工资系统、课程教学、信息隐私到计算机坏了可以找谁，甚至参加学院活动时该穿什么袍子……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大名一签，便意味着一切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一纸契约，打破了信任受血缘、地缘的限制，筑起更高水位的自由。相反，她的两位在中国高校求职的朋友，得到的“最有人情味”的回复则是：“差不多，到时候来吧！”刘瑜后来把这种反差，评价为我们的“精神文明”与英美的差距。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们研究和解释契约精神的热情从未消退：契约死亡了，契约再生了，契约危机了，契约至上了……这恰恰说明，一个现代社会对契约精神有着多大程度的饥渴。
即便是最古老的人格信任，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契约。就像木心在诗中写的：“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这份懂，是信任，也是信仰或信念，它是一种无约束机制的精神契约。只是，它洋溢着文明的味道，却未必能带整艘船驶向文明社会。
梅因在《古代法》中的观点，曾被视作现代性的一座里程碑：“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的社会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走向契约的运动。虽然在西方，身份与契约之间也历经反复转换，但这仍是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
信任的基石
没有契约精神，你信谁都难得永生。
有人说，“中国式复杂性”还在于：在多数人遵守契约而个别人不遵守契约的情况下，不守约的人反而可能得到超额利益。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会变得非常之高。信任力被极大透支，谁还信，还信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描述过“契约”与“正义”的关系：“人们在彼此交往中既尝到过不正义的甜头，又尝到过遭受不正义的苦头。两种味道都尝过了之后，那些不能专尝甜头不吃苦头的人，觉得最好大家建立契约：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打这时候起，他们中间才开始制定法律契约。守法践约者，被叫作合法的、正义的。”
我们身边，吃苦头的人太多了，尝过甜头的人又不好说葡萄甜。从这个角度看，两种味道都尝过的人或许越多越好。至少，这些“准契约人”，也是迈向契约社会漫漫长路的起步者。也有学者分析：“在中国，所谓明规则和潜规则之间，也有真空地带。契约精神和契约至上精神之间的距离，就在于此。”
郑也夫曾分析社会中的“契约人”，他认为，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分开，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
他以香港为例，描述了商业社会对契约精神的践行：“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完全绝迹，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法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象，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人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等行为，少见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
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任就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机制，是含蓄的契约，是不容易买到的独特的商品。世界上很多地区经济的落后，大都是由于缺少相互信任。”
建立信任的基石就应该从一纸契约开始——口说无凭，字据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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