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一旦有合适的时机，我的母亲就会反复向我讲述村里那些人的事：至少在我听来，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那些短小的叙述，听起来就像“独一无二的事件”——用歌德的话来说。我母亲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过这些故事。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是她唯一的听众。

　　母亲向我描述的事件，大多数都涉及她的直系或旁系亲属，而且主要人物几乎总是她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在“二战”中“为光荣的土地而牺牲了”。让我试着重述这些讲述中的两个片段，它们都很简单，但是对我选择成为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彼得·汉德克

　　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我母亲的弟弟，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应该是1936年。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破晓前——汉斯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进入男生寄宿学校，在家西边四十公里外的城里——那农场被深沉的寂静笼罩，还有很久才会传来第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叫。而这时，院子里传来扫地的声响。这个确实在打扫，而且将要继续打扫院子的人，就是这家的小儿子，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令他半夜从城里一路回到乡下的，是思乡的心情。顺带要说一句，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很喜欢学习，但是刚入夜不久，他就从学校一楼的窗户爬了出来，沿着那时还没铺上沥青的公路，一口气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没有进屋——尽管门从来不锁——而是拿起扫帚，开始扫院子。在我母亲的讲述中，那天是一个星期六，而星期六的惯例是，必须打扫院子。他扫啊，扫啊，直到天已经渐渐亮了，家里有个人——在我想象中应该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让他进了屋。他后来再也没回学校。他去了邻近的村子，做了学徒，学做木工。这个事件，经过一个自然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从我一开始写作，就在我的书里一再地自动浮现——我在叙事上的远行，一个人的征程。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43年8月底或者9月初，我母亲的哥哥——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从克里米亚前线回来休假几个星期。当他下了长途汽车，就碰见那个地区负责传送战场坏消息的人。这个人正要去村里，为我的家人带去消息，说小儿子在冻原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这位报信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见了我们家族里的一员，于是觉得不必亲自去了，直接把通知单交给了这位休假的士兵。然后，这样的一幕发生了：格里高尔回到家，一阵欢笑迎接了他——我母亲年轻时非常善于表达喜悦——关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称“冻原男孩”的死，格里高尔在整个休假期间都没对家里人提一个字。据母亲说，平时一直是“真正的恋家小孩”的格里高尔在休假时始终躲避着家宅、父母、姐妹，他选择日夜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混迹于附近的村子。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完全陌生的人面前，他双眼“都哭瞎了”。唉！“他哭个不停。他一定一直在哭，从未停下。”直到最后一天，当他走到车站去坐车，要返回战场时，他才把阵亡通知单交给妹妹——唯一他允许给他送行的人。几个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异乡的泥土里，愿它轻轻将他覆盖”——阵亡通知上是这么写的，后来村子里墓地的纪念碑上也刻上了这段话。

　　如果说我母亲描述的这些微小事件为我几乎持续一生的写作提供了冲动，那么，是艺术作品给了我必不可少的形式、节奏，或者，更严谨地说，为那种冲动的表达提供了振动和光彩。我想到的不只是书，也有绘画、电影（最重要的是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和小津安二郎的“东方片”），还有歌曲（比如说约翰尼·卡什和莱昂纳德·科恩的歌）。然而最初的振动和光彩，并不来自艺术。在我还是孩子时，那让我从头到脚地感到惊慌、震悚的，是斯洛文尼亚斯拉夫人的祈祷，我一次次在我出生地附近教堂的罗马式拱门下面听到它们。那些既单调又充满旋律的祷告向天空飞升而去，仍然令已经七十七岁的我感动、惊奇。它们拨动了我写作之路上的琴弦，向我哼吟华彩乐段，无声地。

　　几年前，感谢亨利克·易卜生，我去了挪威。我有幸和五六个保镖共度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当时是深夜，我们坐在奥斯陆海滨一家安静的酒吧里。那个男人朗诵了他手机里存着的几首诗，先是用挪威语，然后用英语，都是情诗，非常细腻的那种。在随后的某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奥斯陆街道上闲逛，看到一家书店灯光照亮的橱窗前有个男人的身影。当我站在他身旁，他转过身来，同时指了指玻璃窗后面的一本书。

　　“看，那是我的第一本书！”他说，“今天出版的！第一天！”这个人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或者能够为“青年”这个词提供教科书般的样本。他很快樂——只有孩子会那样快乐。他散发的快乐，以及这个写作者，这个创造者，仍然能够温暖我。

　　希望这温暖永不冷却！

　　（冬冬摘自微信公众号“世纪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