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中枯叶
由于洁净是茶道的必要条件，所以打扫与清洁也就不能不跟着艺术走了。比方说茶室里最幽暗的角落，纵使客人根本无暇顾及，主人也必须拭抹得一尘不染。可是仲夏之际，从一株百合花上无意滴落在地板上的水珠，却应任其留存，因为它暗示着水一般的纯净与清爽。
日本美术史之父冈仓天心，在他的经典著作《茶之书》里还讲过这么一则故事：
茶道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千利休，曾经让他的儿子绍安打扫茶室外的庭径，当绍安依言完成父命之后，千利休却吩咐他再扫一次。于是绍安很听话地又扫了整整一小时。然而，千利休还是不满意，他说：“这还不够干净。”绍安很无奈地回道：“父亲大人，已经再没有东西好清理了，小径已经刷洗了三次，石灯笼跟树梢上都洒了水，苔藓和地衣看起来都生气勃勃、洋溢生机，哪怕是一根小树枝，或者是一片落叶，在地上都找不到。”孰料千利休竟然斥道：“蠢蛋，庭径不是这样扫的。”他步入庭中，抓住一棵树的树干摇起来，园内登时洒满红黄落叶，片片皆是秋之锦缎。
这个有名的故事，不仅象征着茶道那落叶飞花皆可赏玩的精神，还被人当作是日本美食之道的唯美体现。
就以日本菜盘碟中的摆饰来说吧，我们不是常常在上面看到一枝枯得只剩下叶脉的枫叶，又或者几朵含苞待放的樱花吗？它们的作用就和千利休故意摇下来的树叶一样：一方面是用人为的方式刻意营造出一种自然的意趣;另一方面则是要提醒客人季候的变化，把节令推移的神工纳进创作者的巧心布局中来。
然而，这一招却常被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的庸人用坏。他们会在盛夏之际为一尾冬季才当时令的烧鱼配上黄叶，不只忽略了鱼料本身的天然期限，在不对的时节硬性按照菜谱找来不对的摆饰，也漠视了室外天气对客人观感的影响。这类人似乎是看着照片学盘饰的，怎么好看就怎么摆，违背了美食的精髓却不自知。
千利休这个举动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制造瑕疵，于无瑕的状态中打开缺口。这种追求是茶道的特色，也一样贯注在食物的味道之中。如秋刀鱼的苦，多一分就不堪入口，差一点则平凡无奇;又如鱼生之鲜、寿司饭之酸，几乎就要呈现出腥腐的感觉，却停在不可增不可减的那一点，永远不是完整的肯定或否定。
把茶道视为日本艺术甚至东方文化的最高体现，不只是日本人自己固有的想法，甚至也是许多外国人的印象。例如茶室的尺寸，如此狭小，只有四叠半榻榻米，相当于7.29平方米。大家都说这是佛教精神的体现，非常有禅意。因为维摩诘居士就是在这么小的房间里接见前来探病的文殊菩萨以及其他佛门弟子的。看似不可思议，却是纳须弥于芥子，真正打破了俗世空间概念的限制。
例如茶室的入口，如此低矮，只有约0.9米高，任何人都得跪下来屈膝弓身而进。哪怕是武士，也要先解下佩剑，才能获准入内。他们又说这象征了平等，在茶道面前，不分贵贱，人人都要谦和克己。
又如进入茶室的时机。客人要先在外头的“待合室”里静心等候，培养品茶的情绪。直到主人召唤，才按照顺序鱼贯入室。这个过程必须尽量安静，以不发出任何声音为妙。所以最讲究的主人会用最静谧的方法通知客人时候到了，那就是点香。闻到空气中开始飘来一股似有若无的清香，客人便知这是主人的信号。他们觉得，这个状态实在是太美了，除了檀香与海潮般的沸水声外，一切沉静，此乃东方特有的优雅情调。
冈仓天心除了是日本第一个美术史家之外，也是第一个用英文写书介绍茶道的日本人。他在出版于1906年的《茶之书》里就提出过日本是东方文化代表的主张。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日本文人一样，一方面非常尊崇中国古典文化，另一方面则慨叹近代中国的衰落沉沦。他说：“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因为“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所以虽然中国人的茶仍然散发香气，却“再也不见唐时的浪漫，或宋时的礼仪了”。言下之意，反倒是日本继承了真正的华夏文化，他们就连制茶的方式也和宋朝一样是抹茶。
“礼失而求诸野”，这也是今天不少中国人去过日本之后的感受。他们会认同冈仓天心的看法，觉得唐宋的建筑、礼仪，乃至一切传说中的高尚品位，都保留在日本了。
把日本看作古典中国的活化石，当然是种很大的误解，完全无视文化的独特性与发展。此外，这种误解还产生了一个很危险的后果，那就是为日本的侵略找到了依据。
冈仓天心对茶道传承的解读与江户时代以来的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如出一辙，以为中华文化精髓过海东移，正统在日本。相对地，经过元清两朝，中原早已不复旧观。于是源出中土的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来自唐宋的文明在东瀛还其真貌。顺着这个逻辑推下来，侵略中国根本不算侵略，而是保护，是把中华文化带回中华大地的义举。冈仓天心没有说过这种话，可是他的同代人说过，冈仓天心只是爱茶，可是他的同代人却想让中国人像日本人一样喝茶。二战期间，中国好些文人之所以成了汉奸，理由也是为了保存中华文明的精华。或者，他们自以为能在那场战争中品尝到想象中的茶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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