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快乐的事情
那个黄昏，她的姨娘风尘仆仆地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家的门。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线的刹那，女孩迷蒙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喜。她把膝盖上的书本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了一句话：“你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7岁，读小学二年级。
在我长大以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趣事。姨娘笑着说：“蓓这个孩子真是书痴啊，见了客人竟不知道招呼问好，倒举着她看的一本书考我。”
姨娘由此断定我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的确如此。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个不善与人交往，每到公开场合便感觉拘谨的蠢笨的人。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11岁那年，“文革”开始。“文革”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我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被野火烧过、春风中又生长的野草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制。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几百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代文选，至今还能够记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较早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索。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所很不错的县中学，县中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册的图书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取栗，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多是世界名著，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很多的书，传到我手中的时候已经缺头少尾，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名。及至10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阅读名著时，时不时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本书我小时候不是读过的吗？然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去，额头紧贴着书页，嗅着那股陈年纸张散发出来的潮湿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
19岁，我在农场插队。一个飘雪的冬夜，农场宣传队集中在场部排练节目时，忽然停电了，礼堂里一片漆黑。一个只读了3年小学的农场工人对我们说：“我来讲个故事吧。”
他讲的是《茶花女》。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乡村，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农场工人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国作家的一本小说。那个冬夜从此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记得我落泪了。一生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悲剧作品的魅力。几年之后，我买到了《茶花女》的小说，听过了《茶花女》的歌剧，看过了《茶花女》的电影，不止一次地聆听各种男高音领唱的华丽异常的《饮酒歌》。我从一切形式的《茶花女》中寻找那个雪夜的感觉，试图重温为玛格丽特命运流泪的幸福。然而再不可能了，人的一生不会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所有最好的都是唯一的。
还是在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我从插队的农场被借调到南京工作，一位好心的老师知道我喜欢读书，借给我一本《基督山恩仇记》。不是小说的全部，只是4卷本中的第一卷。回到宿舍通宵看完了书，天亮之后我整个人就傻掉了，我神魂颠倒，走路如同踩着棉花，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夕，此处何处。此后的好几年中，我的生活目标里增添了很重要的一条：疯狂寻找《基督山恩仇记》的后面3卷。我询问过很多人，得到过无数次否定的回答。唯其如此，得到这套书的念头越加炽烈，无形中竟成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动机之一。一直到1979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外国文学解禁，我和班上的同学轮换着在海淀新华书店通宵排队，买到了好几套心仪已久的文学名著，我才得以和我的“梦中情人”相遇。那天我是一路小跑奔回宿舍的，我旷了一整天课，躲在宿舍里读这套4卷本的书，从开头读起。读完最后一个字，合上发散着油墨香味的书本，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隐隐的忧伤和失望：我再找不回从前的迷狂和喜悦了！我已经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读过了太多的外国名著，我不再单纯，有了跟从前不同的阅读品位，因此我不再可能感受到从前读这本书的快乐。人的成长原来是要用很多消逝的东西来换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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