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上初中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小名叫航航。女儿常常回家来，在饭桌上给我们讲关于航航爷爷的故事。比如，有一天深夜，爷爷推醒了睡在身边的老伴，也就是航航的奶奶，礼貌却困惑地问道：“同志，请问你是谁？”

　　又或者，他在对讲机里跟自己的孙女通了话，并打开了防盗门，然后对家里人说：“刚才楼下有个人叫我爷爷，她说她叫航航，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诸如此类。

　　很长一段时间，航航爷爷的“逸事”，就像我家餐桌上的佐餐品。那时候，我一点也不能体会，这位老人正在日益靠近黑暗，在这种抹杀一切生命痕迹的黑暗渐渐到来的时刻，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束手待毙的绝望和恐惧。

　　在我们笑得太没心没肺的时候，我母亲会这样对我女儿说：“宝贝儿，别笑人家，也许有一天，姥姥也变成那样呢！”听到这话，我们这些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说道：“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变成那样？别瞎说！”好像我们和上帝有约似的。

　　这个时候我母亲就会说：“这事可说不好，不说别的，我的遗传基因不好，我姥姥就是个疯子。”

　　“那怎么能一样？那是意外打击下的精神分裂，这是老年痴呆！”我们言之凿凿。

　　“病不一样，可结果差不多。”母亲这样回答。

　　是的，同样的黑暗，同样的深渊，无论用什么名称给那黑暗命名，都丝毫不能改变那黑暗的残忍。

　　2009年春节，我们全家在北京团聚。有一天，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坐在一辆商务车上出行，我弟弟开车，妈妈突然扯扯我的衣袖，小声问道：“坐在你弟弟旁边的那个孩子是谁呀？”

　　我一下子愣住了，手脚冰凉。

　　那是我弟弟的孩子，她嫡亲的、唯一的孙女。

　　就跟闹着玩儿似的，不幸就这样降临了，黑暗的大幕悄悄拉开了。只不过，我还不能完全知道它的厉害，并且心存侥幸：也许，那只是一时的糊涂而已。我的妈妈，是非常聪慧、能干的女人，她是一名眼科医生。从小我就知道，她的眼科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在我们所在的城市颇有口碑，是业界有名的专家。不仅如此，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巧手慧心，会织特别美丽的毛衣，会做相当可口的饭菜……我女儿出生后仅二十八天，她就把我们母女接回了娘家，从此，我女儿就再也没离开过姥姥家，直到她十八岁出国读书。长期以来，妈妈就是我的依靠，就是我的主心骨。我女儿小时候身体孱弱，常常生病，夜里发烧，永远都是妈妈和我一起守护在女儿身边，给她用酒精擦身体降温，喂她吃药。只有看到妈妈从容镇定、处变不惊的神情，惊恐不已的我才稍稍安心。也因为有妈妈精心的养育，我孱弱的、缺钙的、头发稀疏的、爱哭的小女儿，才能长成如今这样一个健康、开朗、高挑、漂亮的姑娘……

　　我不能相信，我脚踩的那片大地会塌陷。我需要挺住，但是，在命运面前，我输了。

　　起初，母亲只是记不住事情，同样的问话，隔一分钟重复一次，重复很多遍;或者，坐在车上，望着车窗外的街景，不厌其烦地读那些广告和招牌。那种单调的重复，简直能让旁边的人发疯。但是，不記得从哪一天开始，她突然不再发问也不再阅读了，她失去了发问和阅读的能力。

　　后来，我总是想，此前她努力地、聒噪地阅读那些招牌，是想拼命挣扎着抓住和这个世界最后一点儿清晰的联系，还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和这个清晰的、活色生香的世界做最后的、无奈而眷恋的告别？

　　如今的母亲，不会说，不会动，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躺在那种特制的床上，插着尿管，只能吃流食，用婴儿的奶瓶喝水。她变得非常非常安静，有时，她用奶瓶喝水的样子，极像一个婴儿，眼神无邪而清澈，里面空无所有。我往往俯身望着专心致志吸吮着奶嘴的母亲，不知不觉，泪水夺眶而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母亲的病态使我愤怒，我常常抑制不住这种愤怒，突然爆发。2011年除夕，我们在父母家里过节。那是一栋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旧建筑，电线老化，由于我们使用电火锅引起跳闸。我丈夫起身去检查电路。这时，手脚还利落的母亲禁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弯腰去触摸地上刚刚冒过火花的电插板，我们惊声大叫，拦住了她。不想，我才转身，她又弯腰朝那插板伸出了手，嘴里愤愤地说：“我偏要摸！”一下子，我崩溃了，跳起来，冲着她一通大吼大叫，浑身因为激动而颤抖。母亲也同样激动不已，父亲把挣扎扭动的母亲紧紧搂在怀里，嘴里叫着我的小名，说：“妈妈是想帮忙啊，妈妈是想帮忙……”听到这句话，我号啕大哭。

　　这个除夕，就这样被我毁了。因为，我恐惧。

　　是的，这是一个我无论怎样也不能接受的现实，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被残酷的病痛剥夺、侵略、征服的母亲，我害怕，因为我无能为力。无论我怎样祈祷、怎样努力、怎样挣扎，我聪慧的、心灵手巧的、有尊严的、洁净的母亲，最终将会以最不堪的状态，与我面对。

　　有一天，在母亲的病床前，女儿忽然问我：“妈妈，姥姥给你讲过她初恋的故事吗？”我摇摇头，心里一阵恍惚。

　　故事其实很简单，就像大多情窦初开的小儿女们所经历的那样。母亲的初恋，发生在她家乡那座著名的古城中，黄河日夜悬流在那古城的边上。那时，母亲仅仅是一个初中生，十三四岁，正是豆蔻年华，喜欢上一个英俊的男孩。她大胆地给男孩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妹妹在男孩回家的路上等，把那封信交给人家。第二天，男孩也写了一封信，以同样的方式把信交给了我母亲。就这样，他们鱼雁传书;而妹妹，则做了那个信使。终于有一天，男孩勇敢地去我母亲的学校找我母亲。那是一所女校，一群女孩叽叽咕咕笑着偷看那男孩，而我母亲则躲在楼上，死活不肯下来。男孩失望地走了，从此再没有出现……

　　“我不是不愿意见他，那么多人，我是不好意思啊！”母亲笑着，这样对她曾经最喜欢如今却已不再认识的外孙女说。

　　女儿告诉我这句话，我好像看到母亲当年说这句话时，那温暖的、有些羞涩的笑容。

　　豆蔻年华的少女，嘴唇被桑葚染成了紫色，怀揣着如此美丽的心事，在母亲生命的另一边，在流沙滚滚的黄河岸边，与我遥遥相望。

　　妈妈，我替你记忆这一切，直到我的记忆消亡。

　　（听雨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青梅》一书，刘德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