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把钱的事儿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基地欲在山东设一个测量团，我这个战友是参与勘查选址的。他们几个人开着两辆北京吉普，风餐露宿，沿渤海湾一路勘查，来到了潍坊境内。途中歇息的时候，遇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扛着一个大南瓜，神情落寞又十分疲惫地走着。男孩一见到他们，突然有点儿兴奋，遂问道：“解放军叔叔，今晚放电影吗？”几个人愣了一下，待反应过来就哈哈地笑了，问他：“你怎么会认为我们是放电影的？”男孩说：“我们这里整年看不上一回电影，也就是解放军叔叔来野营拉练的时候给放一场，看你们拉着机器——是发电机吧？”那几个人告诉他：“我们不放电影，这个发电机是露营的时候照明用的。”之后，问他扛着这么大个南瓜干什么去。男孩说，赶集去，窜了8里地，没卖成，又扛回来了！那几人里面有个炊事员，就问他：“你准备卖多少钱？”那男孩说：“卖个能买本子的钱就行了，一毛二！”那炊事员跟那男孩讨价还价，说8分钱行吧？男孩子犹豫了一会儿，说，行吧，再扛回家卖不掉，更不值钱了！遂成交了。
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我那个战友并没有亲眼见到，他当时在一棵大树底下，正跟其他几个参谋绘制军用地图，离那个讨价还价的现场有一段距离。待他们绘制完了，那小男孩也走远了，我战友方知此事。那炊事员是想在我战友面前卖乖，说自己如何占了个大便宜，不想被我战友一拳给打倒了：“你太欺负人了，你就缺那4分钱，让那孩子买不上个本子？”之后立即让司机开着吉普车追那男孩去了。最后追到男孩所在的村里，好不容易找到那孩子，给了他4分钱。
我战友选址回来，给我说这件事，说着说着还掉了眼泪。
20世纪70年代末，我去广州出差，住在位于珠江边上的南海舰队招待所。这天傍晚，我到珠江边散步，在一座桥头上，遇到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蹲在那里卖香蕉。那是个典型的广东女人，肤色黝黑，身材瘦小，赤着脚，旁边是两大嘟噜新鲜的香蕉，用一根竹子扁担插着，一看就是刚砍下来的。说起话来，我知道这妇女是广州郊区的，来此要步行30多里，香蕉是一毛钱一斤。她说，这香蕉在当地卖，只有8分钱一斤，挑到这里，若是卖好了，每斤能多赚两分钱。我试着提了一下那根两头都插在香蕉嘟噜里的扁担，应该有不止60斤。也正因为那香蕉是刚砍下来的，还不熟，不能马上吃，故而我在旁边瞅了半个多小时，竟然没有一个人买。本来我是很想买的，以帮她减轻些负担，但因为还要转几个城市，不能马上带回家，买了暂时又不能吃，几度犹豫也就没买。晚上10点多了，我从招待所5楼的窗口望去，看见那女人还蜷曲在两大嘟噜香蕉中间，看上去比其中的一嘟噜香蕉还小似的。待我睡了一觉起来，再从窗口看出去，那女人不见了。看不出市区有她的亲戚啊，那么她是又将那两大嘟噜比她的身形还要大的香蕉挑回去了吗？一种没能帮上她忙的情绪在心中纠结，之后我再也没睡着，一晚上就在那里寻思：60多斤香蕉，一斤也没卖掉，连口水也没喝，又是赤着脚，黑灯瞎火的，30多里地，怎么走呢……就为了两分钱啊！
下边的故事，是著名作家王愿坚老师在一次笔会上讲的。他说：“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可能会打瞌睡，也可能会看本书，可你见过有人拿着账本当书看的吗？我就见到过。”一次出差，王愿坚老师见一个人在车上拿着一本账簿在那里翻，且嘴里念念有词，有时还唉声叹气，遂问他：“一个账簿有什么可看的，你怎么会这么专心致志？”那人就说：“我是大队的会计，一个数字就是一件事，我是从数字上想那些故事啊！这且别说，我能将这本账上的所有数字都背下来！”王愿坚老师不信，接过账本，随意点了几个人的名字，那会计即将每家几口人，去年挣了多少工分，分了多少粮，又得了几块钱，背得分文不差，而且还能补充一些家长里短。之后他说：“我不是特意要背的，而是这些数字太小、太可怜，也太好背了，一个工分二毛七，你挣得再多，也不过就是多个几分钱，所以一张口就能说出来！”
全是些苦涩的小数字！为什么要说这些事？一是这里面的有些事物连同它们承载的故事，完全成了历史，再也不会出现或发生了。不写出来，一代人之后也许就无人能知了。比方说，一分钱两分钱是怎么个价值？你问“90后”的孩子，他根本就没有概念。二是可以温故而知新，让你时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不忘曾经有过的生活，更加珍惜现在的日子。
（若 子摘自《齐鲁晚报》，刘程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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