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傻瓜时代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搞征文，我不大想参加，就没好好写。
班主任周老师叫我出去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写呢。
我放空了眼神，露出淡漠又萧索的表情，说：
“我最不喜欢把文学和政治扯到一起。”
没错，我当时居然不要脸地用了“文学”这个词。
周老师默默看着我。我们俩都不高，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在1.7米左右的水平线上互相凝视。忽然他说了一句话：“文章合为时而著。白居易的话你都不听吗？”
我震惊了，如遭雷轰。
是啊，白居易的话，我都不听吗？
有时候，一个老师所提点你的，影响你人生的，就是那么关键的一两句话。
然后我就跑回去，满怀激情写了一篇应征作文，题目现在都记得，叫作“乱云飞渡仍从容”。大意是：现在世界格局风起云涌，正是我们的大好机会。我们要从容旁观，拭目以待，等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狗咬狗、打破头，然后一鼓作气直捣黄龙……
交给周老师，他皱皱眉，说：“幼稚了一点。”
稿子他拿走，帮我交了，后來再没有下文。
华丽出手，居然不中，我感到挺没有面子。那时候我可丝毫不相信自己幼稚，哪个高中生会相信自己幼稚呢？当时只觉得，白居易真坑人。
很快，到了大学，我觉得自己又成熟、稳重了几分。
新生报到后，班主任曹老师到我们宿舍聊天，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上铺的家伙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特别成熟、特别懂事，这样过早地成熟到底好吗？
曹老师看着我们，说，那很好，懂事好啊。
转眼间军训开始了，练队列，踢正步。九月的门头沟，骄阳似火。
一天下午集合，忽然班主任神情郑重，对我们说，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两架民航客机撞击了纽约世贸大厦。
大家一片欢呼，集体热烈鼓掌。我也在里面欢呼鼓掌。
班主任还是默默看着我们。我至今都记得他那种眼神，温和但又无奈的眼神，像一个无奈的兄长看着一群野孩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眼神。
当时，学生们还用一种叫“线上校友录”的东西，我高中班级的校友录里爆发了一场论战。
准确地说，是一群男生和一个女生的论战。
那个女生在北大，她说你们怎么为恐怖主义叫好？恐怖主义是所有人类的敌人。
男生们说你有病，撞美国佬不是大好事吗？美国佬不是全世界欺负人吗？
我只是旁观，没有参加。我心里想的是：那娘们儿有病，读书读傻了吧？撞死几个美国人，不是挺好吗？
不让敌人先乱起来，我们怎么直捣黄龙呢？
当然，这事很快也过去了。时间流逝，我也不大上校友录了，也不大关注国际新闻。
我开始乱看报纸。就记得《体坛周报》变成了每星期三刊，价格涨到一块五;后来报刊亭里又多了个《新京报》;《参考消息》还是最便宜，记得是七毛钱。
除了报纸，我还漫无目的地读书，读了不少关于唐诗的书，也读了不少盗版书。
幸运的是，有那么一天下午，我读到了《悲惨世界》。
是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的二册本，译者李玉民。
我是花两天读完的。那两天里，我感觉整个宿舍都特别明亮，仿佛有一束神奇的光照耀着我。
读完卞汝福主教的故事，再到冉·阿让的故事，到芳汀的故事，再到珂赛特、马吕斯的故事，我震惊不已：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伟大的书，原来自己真的是一个贫陋的孩子，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野孩子。
那时我也开始理解雨果的一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金庸曾经评价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说“这是一本由伟大温厚的心灵写出来的伟大的书”。当我遇到《悲惨世界》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这也是一本由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出来的伟大的书。
从前的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伟大”和“温厚”为何物。
工作后，我当了一名记者，跑时政和政法新闻，也跑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新闻。我开始见到死亡，甚至大批的死亡。
有一次有座山垮了，掩埋了底下的村落和矿井。民兵们连夜挖遗体，我和他们打好了招呼，他们一挖到就通知我。
大半天之后，一个民兵让我赶快去，说挖到了。我冲上去一看，泥土里露出一只手，向上伸着。有民兵拿住轻轻一拽，就拽起来了，只是半截断手。
于是我只能再等。终于，遇难者遗体被陆续挖出，离奇的是他们都拥挤在一个地方。当地人解释说，这里原是一个豁口，山体垮塌时大家都往这里冲，想逃生，所以都死在了一起。
当时有一名幸存的女村民，她坚持声称自己打通了失踪丈夫的电话，他还活着。
救援人员于是开着挖掘机，拼命帮她挖。女村民先是一直在旁边指挥，挖这里，挖那里，数个小时一无所获后，她崩溃了，自己跳上挖掘机，抱着机身，说：“我来指，你挖啊，你挖啊！”
没人能让她下来。就这样，挖掘机带着她又挖了至少一个小时，她始终不下来。很多人见证了那一幕。我也在边上，看得暗抹眼泪。
那年我25岁。类似这样的许多事情，让我开始明白死亡到底是什么，明白一个生命的离去，对那些爱着他、依靠他的亲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过去我是不大明白的。以前死亡只是云淡风轻的数字，离我很遥远。
多年之后，我又和一个朋友无意间聊起了“9·11”。
他说，事发时自己27岁，正在准备GRE考试，准备去留学。母亲忽然在客厅里叫他快看电视。他跑出来，看到电视里的画面，内心第一个反应是：天啊，那里面的人怎么办呢？
我听了很有感触，说你不愧是大我几岁，我当时只想着“直捣黄龙”。
我们花了很多很多年，经历了许多岁月，读了许多的书，遇见许多死亡，才开始学会第一时间去想一个问题：
那里面的人，该怎么办呢？
有时候，这甚至是唯一重要的问题。
（秋 树摘自《视野》2020年第10期，黄思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