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在抢救室里的泪水
凌晨3点40分，护士赵大胆话音未落，夜幕中便映出了蓝色的救护车警示灯。
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是一名年逾六旬的瘦弱男性，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无序生长的胡须、不一样的袜子……
此刻，患者已经陷入深昏迷状态，如雷的鼾声和嘴角边的呕吐物混杂在一起，一股浓烈的酒精味充斥着抢救室的每个角落。
很明显，此刻患者不仅已经昏迷，而且存在因呕吐引发的窒息。如果不立刻解决窒息的问题，患者随时会丧命。
送患者来到医院的是3名年龄相仿的男性，他们自称是患者的工友。“他病情很重，已经昏迷了，现在要做气管插管，不然会死。”来不及询问病情，我对这3名还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工友说。
“他就是喝醉了，俺们是来输液的。”其中一个年长的工友用家乡话再次强调了他们来医院的目的。
不用我来回答，还没有离开的120急救医生便抢先说：“我早告诉你了，他已经昏迷了，不是喝醉了。”
“不是喝醉了，会是什么问题？”工友很不解。
我一边准备着气管插管的物品，一边接着说：“完全有可能是脑出血，不管怎么说，先保命！你们还是赶快通知老板和患者家属吧。”
护士赵大胆将3名工友请出抢救室，我则将喉镜插入了患者的气道之中。
“联系到患者家属了吗？”这个问题是我最关心的，因为患者的病情极其危重，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一时之间，几名工友难以联系上患者家属。在向领导请示后，我决定在继续联系患者家属的同时一切按照正常的流程进行抢救。
进行气管插管后，我同护士赵大胆带着患者去做了头颅和胸部的CT检查。
在搬动患者的时候，我发现这名患者系在腰间的裤带，是一根用白布做成的布条，竟同30年前我爷爷的一模一样。这根泛黄的简易裤带就那样系在患者的腰间，一头系着生活，一头系着生命。
CT检查结果同我预料的一样：脑出血、脑疝形成、吸入性肺炎。
几番催促之后，患者的老板来到医院。工友们口中的老板，是一个不到50岁的男人。从老板的口中，我得知了患者的一些基本情况。
患者的真实年龄为63岁，来自外省，在工地上打工将近两年，平日里除了血压有点儿高，没听说有什么疾病或者不适症状。当天晚上，因为气温骤降，几名工友聚在一起喝了点儿酒。饮酒后，患者开始头痛、呕吐，但并没有引起患者自己和工友的重视，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只是醉酒的表现。直到患者出现意识丧失的症状，两名工友才意识到要将患者送进医院“醒酒”。
这个老板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有担当的人，他关心的是患者的生命，而不是金钱。但患者的病情极其危重，必须要第一时间告知患者的直系亲属。这不仅是道义使然，也不仅是人伦所需，更是医生的义务。
几番周折后，工友终于在宿舍找到患者的那部旧手机。通信录里只有几个没有备注姓名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排在第一位的号码。
“喂，你是×××的家属吗？”
“是的。”
“我是医生，×××因为脑出血昏迷正在医院抢救，你能赶过来吗？”
我简要地说明情况后，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电话那头一片沉默。
“喂，你在听吗？”
家属问：“严重吗？”
谢天谢地，家属并没有将我当成骗子，也没有挂断电话。但是，让我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家属听完我的介绍后，只说了一句，便挂断了电话：“我去不了，你打电话给我家老二吧。”
父亲命悬一线，儿子却置之不理，除了让我感到愤慨，还有一丝凉薄。无奈之下，我又拨打了通信录里的另外一个电话号码。
在拨打了3次之后，电话终于接通了。
“請问，你是×××的家属吗？”
“嗯。”
原来这个号码刚好是患者二儿子的，我赶紧再一次介绍了患者的病情，并提出希望家属能够尽快赶到医院的要求。电话里，又是长时间的沉默，让我感到恐慌的沉默。
“严重吗？”
“很严重，可能会死。”
“可是，我现在赶不过去。”电话那头的二儿子也拒绝了我的要求。
接连被拒绝后，我已经有些愤怒了：“脑出血你肯定听过吧？出血量多的话是要死人的，这你知道吧？治病是需要钱、需要家属签字的，你也知道吧？你有时间等，你爸爸没有时间等。”
我从没有想到，面对父亲病危的情况，两个儿子竟然先后拒绝来医院。
“你们先抢救，我想办法。”患者的二儿子说了这么一句不明不白的话后，就挂断了电话，像他的大哥一样。
医院已经在全力救治，费用已经由老板垫付，但患者命悬一线，唯一缺少的便是家属的照顾和陪伴。作为儿子，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尽孝吗？
事实上，我并不敢奢望患者的两个儿子能够立刻赶到医院，毕竟两地相距近300公里。我只是希望家属能够了解患者的病情、知晓治疗方案，能够尽快赶来照顾患者，并在必要时做出一些重要决定。
凌晨5点，急诊室冰冷的地板倒映着患者的老板忧愁的面孔。他盯着我问：“医生，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这个问题他已经问了很多次，我依旧如实回答：“很严重，出血量大，出血部位也很凶险。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很不稳定，根本没有做手术的机会，估计很难撑到天亮。”
清晨7点，阳光透过抢救室巨大的落地窗照进来。满地阳光，却让人感受不到一丝温暖。没有警报声的心电监护仪，同样透露不出一丝生的气息。一个大抵只有20岁的年轻人出现在抢救室，他自称是患者的孙子。
“接到电话后，我就赶过来了。”这个虽然年轻但看上去很老成的年轻人解释道。
年轻人的出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甚至有些如释重负。
“你的父亲怎么没有来？”我依旧不能释怀为什么患者的两个儿子都不愿意前来，如果他们愿意赶到的话，300公里其实并不是很遥远的距离。
但是，年轻人接下来的话让我无言以对，甚至羞愧不已。原来他的伯父早在10年前便因为车祸永远站不起来了，他的父亲因为糖尿病足而接受了截肢治疗，此刻正在当地医院住院。
生活再一次用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永远不要轻易去揣测、指责别人，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隐藏在深处不为人知的故事，因为你根本不能体会别人的磨难。
年轻人在距离此地100公里的城市打工，接到父亲的电话后便匆忙赶来。虽然与同龄人相比他要稳重得多，但如果要将决定祖父生死的责任交给他，依旧有些让人心痛。
这个家庭能否承受支付了高昂的治疗费用后患者依旧无法清醒的结局？
这个家庭能否接受让患者丧失生命最后尊严的事实？
患者自己做不了决定，也没有人能够替这个年轻人做决定。
我将患者当下的病情，所有的利弊、可能，统统告知了这个身形单薄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够做出最终的决定。
几名工友早已离开，老板在交了一笔费用后也离开了，走廊里只剩下不停打电话的年轻人。
我站在抢救室内，隔着落地窗，沐浴在没有温度的冬日阳光下，明明看见了太阳，却没有看见希望。
“医生，我们不看了。”挂了电话，年輕人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决定。
对于病情已到此种程度的患者，这般背景的家庭，我早已猜测到家属会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因为这样的情况在急诊科经常发生。
有时候，我会为这样的决定感到难过，毕竟被放弃的是一条生命。
有时候，我会为这样的决定感到辛酸，毕竟放弃意味着医护人员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
有时候，我会为这样的决定感到愤慨，毕竟患者还有奋力一搏的机会。
有时候，我会为这样的决定感到纠结，毕竟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
家属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虽然我心中有一丝惆怅，却也能够理解和尊重。
年轻人找了一辆面包车，他要带着自己的祖父离开这个陌生的地方。
年轻人离开前向我道谢，我一抬头，发现在他的脸颊上清晰地挂着两行泪。
患者被年轻人带走了，我同护士赵大胆也该下班了。
“你信不信，抢救室也是有灵魂的。”赵大胆突然抛出这么一句话。
是啊，或许抢救室真的是有灵魂的，这不是迷信，而是生活的沉淀和情感的寄托。
抢救室的灵魂就是那些已经去了的和还没有去了的人们的灵魂，就是我的灵魂，就是护士赵大胆的灵魂，就是爱的灵魂。抢救室的灵魂就是生活的挣扎、纠结，就是人的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怀念……
（童 犁摘自人民卫生出版社《最后一支多巴胺》一书，李 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