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的诞生与命运

1937年夏天，一位叫鲁桂珍的中国女性从上海启程，乘船到达伦敦。鲁桂珍研究动物肌肉收缩学，对生物化学有兴趣，此行是到剑桥大学向生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拜师。与她同行的还有两位年轻的科学家，沈诗章和王应睐。

对于她与李约瑟头一次见面的情形，鲁桂珍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本期待一位“有着一丛白胡子的老人”出现，没想到站在眼前的却是位“年轻、黑发，因为跑来跑去而气喘吁吁的生化学者，穿着带有许多破洞的白色工作服，是做实验时给酸液浇的”。后来，李约瑟要鲁桂珍做他的中文启蒙老师，决定从零基础开始学习中国文字。

随着对这几位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对鲁桂珍的了解的深入，李约瑟发现，“我们对科学的掌握以及对知识的洞察力完全一样”。这让他产生了一个心灵追问：为什么科学只发轫于西方？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这3位中国留学生向他请教，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欧洲”。后来他回忆，他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专著，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和医学史。当时他注意到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他写作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又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个动机，也构成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的一半。

1938年的春天和夏天，李约瑟白天在生化实验室用功，深夜专注地凝视字典。到了秋天，已能纯熟运用和读写中文的时候，他找来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古斯塔夫·哈隆相助。1939年深秋，“二战”席卷歐洲。在英国参战之前，李约瑟已成为英国名人和宣传中国最有力的人士。

寻访中国

1942年春天，李约瑟正式收到英国文化协会的信函，让他做好前往重庆的准备。在动身前，他去了一趟美国，当面告诉鲁桂珍这件事，她当时正从伯克利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在纽约相聚的几天里，他请鲁桂珍对中国之行提一些建议。

1943年2月，李约瑟到达昆明。他去了西南联大在北门街的教授招待所，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绝对相信他们的真诚”的教授。他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在西南联大校园里一个露天石头讲坛上发表演讲，参观物理系的仪器，去校长梅贻琦家吃饭;或者，拜访“中研院”的化学研究所，然后划船去湖边的村庄吃饭。虽然伤寒、霍乱正肆虐，但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喜爱。他可以与华罗庚讨论中国数学史，与经利彬讨论如何预防疟疾，也喜欢中国学者的长衫和矜持。他去了重庆和李庄，去了陕甘宁边区和陕西南等，考察了中国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各个学科。

在抗日救亡中，一些中国科学家其实也在思考相似的问题：中国的实验科学为什么不发达？竺可桢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欧美近代的物质文明，是以实验科学为种子培养出来的。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都难得做。”而在中国文化中，“鄙视劳作是古代圣贤传统的一种观念”，“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

与这样的反思相对，李约瑟观察到的是不同的截面。战火纷飞中，他被中国人在隔绝状态里仍然尽力做事的态度所感动。他在行记中记录下藏在洞穴中的精良测量机器，记录下在地下百米深处使用德制蔡司镜头和英制格里芬与塔洛克天平，耐心做着滴定、校准和称重工作的科学家，也记录下在云南这样的丛林环境中，晶体物理实验室的学者自己制造收音机真空管和接收器所需的石英晶体，甚至有技术员从原料开始自己制造显微镜和望远镜。

随着李约瑟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他逐渐认识到，“至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重要的：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效？”李约瑟试图溯源古代去寻找几乎一切发明在中国的起源，这也是他后半生执着的事。

1943年造访四川南溪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时，李约瑟提出了许多关于科学史的问题，引起“普遍的骚动”。他的日记写道，该所许多成员到处挖掘他们所能找到的有趣资料，“譬如2世纪的爆竹、大型爆炸的记录，以及1076年禁止将火药卖给鞑靼人的诏令。这比通常认为的西方发明火药的时间还早了两个世纪”。他也找到证据，证明中国是最早将磁性罗盘用于海上航行的国家。于是，他进一步问：为什么中国有经验科学的技术发明，却没有产生近代理论科学？他感到，科学突破之所以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特殊的社会、思想、经济条件有关系，单用中国人思想哲学传统的缺陷是不能说明的。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哲学传统，较之基督徒的世界观，与近代科学更为合拍。

1944年，李约瑟开始把对自己的问题的解答付诸文字。他最初以为用一本书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最终却不断扩展。1954年，第一卷出版，到了1992年，《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已经出版了15大卷，其中有很多中国学者的贡献。

问题的遭遇

然而，在西方学者和作家所写的书里，李约瑟的形象颇具争议。他的左派立场一直在剑桥大学备受质疑。

根据李约瑟的著作，中国传到西方的科学主要有5项：磁学、炼丹术、观测天文学、宇宙论和时间测量。在一些西方科学史家看来，冷静的事实描述是：西方科学的发展总体并未得益于中国的贡献，只有伊斯兰世界与西欧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科学系统发生了富有成果的互动。技术要素可以在古代世界广泛传播，科学元素通常却未能如此。一个能够表明中国与欧洲科学之间有着巨大鸿沟的事实是：17世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译成中文后，一直在皇家图书馆被束之高阁。

然而，如果不是李约瑟所做的研究，今天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或许会截然不同。弗朗西斯·培根把罗盘、印刷术、火药称作新科学时代的开端时，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它们最早全都发明于中国，培根在追溯历史时就会将这些发明据为己有。李约瑟在其中重新创造及组合了一个古代中国的记忆宫殿，让炼丹师与铸铁匠、测量师与宫廷天文师、秘术与军事工程师等从失落的世界里复生。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晚年的李约瑟对自己那部庞大的中国科技史著作的掌控力开始减弱，评论家的批评也开始增多。但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尽头，带着他对中国新的疑惑和依旧不变的爱。

1989年初秋，相识已超过半个世纪的李约瑟与鲁桂珍在剑桥举行了婚礼。自1937年两个人相识，他们对彼此始终充满深情。鲁桂珍回报得更多，她给了李约瑟价值无可计量的礼物：中国。

（具 足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6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