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财

我和姥姥，有好几种对话。

这一种是最长的。我在她身边坐着，她忽然像想起很重要的事，低声问我：“你现在是上学，还是上班了？”念书的时候，我说：“上学。”后来毕业了，我就说：“上班了。”

如果我回答上班，她就笑一笑，问：“上班挣多少钱？”

我说：“一千元。”她非常惊讶地一探身子，问：“多少？多少？”

我重复道：“一千元。”其实我的收入不止这些，不过因为我知道她下面的话，所以故意把工资说少了。

果然，她拍着巴掌说：“嗬，一千元，真不少，太了不起了！我们那时候，刚进厂子，当学徒工，每个月只有十六元。哎哟，一千元！挣大钱了……”她感叹完，又有点儿促狭地冲我笑，说：“跟你商量一件事，你挣大钱了，给姥姥一点儿吧？”我说：“没问题！”她便满足地将身子往后一靠，说：“我说笑话呢，姥姥哪能要你的钱？”

我说：“为什么不能要？我这就给你拿钱。”

第一次拿钱的时候，母亲把我拦下了。母亲并不避开姥姥，说：“你给她钱，是给我找麻烦。她稀里糊涂的，数不清时，又要闹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钱是她的梦魇，是全家人共同的梦魇。

她是那种把一生献给别人的人，唯一开心的岁月是在山东老家当闺女时。她爹是“渔老大”，祖上传下一份花锦似的家业，家中有许多艘打鱼的船，又雇了好些佃户在田里做工，甚有气象。姥姥是大小姐，出去溜达买些针线、花束，身上从不带钱，只说一句：“记在账上。”到节下，店铺的伙计自会到她家收账。

后来，姥姥的爹迷上了抽鸦片，几年就把家财败光了，无奈之下，将长女下嫁家中长工的儿子。接着，我姥爷北上天津打工，在熟食坊当酱肉师傅。姥姥跟过来，在天津养育了四个儿女。

那时，当家人工资不多，家里吃饭的嘴却不少。姥姥不识字，而且是三寸金莲，无法出去工作，丈夫还有挥霍、赌博的毛病。后来儿女们生活不如意，赡养费都给得少，所以这辈子，她在钱上一直没松快过。对于失掉钱财的恐惧，日日灼心，她熬炼出一个幽灵盘踞在心里。至耄耋之年，记忆昏茫，她的理智再也禁锢不住那个幽灵。

母亲说：“人老了，性格真会大变。以前多温柔、多有自尊的人，现在说变脸就变脸，六亲不认，只认她的钱。”

姥姥一生的积蓄到底有多少呢？谁都不清楚。

大舅给她做了个白铁匣子，她将钱都放进去，用一把锁将匣子锁住，钥匙放在她随身的小钱包里。而钱包，有时被她搁在大褂的口袋里，有时又被塞进裤子口袋。

对这种复杂的保险系统，青壮年人亦未必时时能头脑清明。她经常趁无人时打开匣子，点钱，点清楚数目才放心，但装钥匙的钱包或许随手一放，或许塞在床褥下，或许竟一时糊涂锁进铁匣子里。总之，钥匙不见了！

随后，她就要开闹了。她先是默坐垂泪，继而不吃不喝，接着喃喃咒骂，最后号哭大骂，直至阖家聚会，劝解安慰。但肯定是劝不动、解不开，她磐石般无转变，一定要哭骂竟夜，震动邻里。

因为姥姥一直跟我的母亲、父亲以及我一起住，母亲服侍她更衣、做换洗被褥等事，最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机会，所以当她因丢钱的事闹起来，最先被怀疑的就是母亲。

从我十三四岁起，她大概隔几个月就要闹上一次，哭骂的内容如下：“我知道你缺钱，可我的钱都是一毛一毛攒的呀，你偷你妈妈的钱包，真忍心啊，真下得去手啊！你是要你妈妈的命啊……拿出来！你把我的钱拿出来，我不跟你计较！不拿出来，我跟你拼命……”

后来，她会迷迷糊糊地在脑中编造自己的财物，若找不见，就说被偷了。她曾比画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存折，说里面存着八百元，但是丢了。

在起初数年中，母亲也经常哭，哆嗦着手为自己辩白，但姥姥毫不动心，也根本不理会，就像被设置好的机器，只反复说着那几句话：“偷你亲妈的钱包，真下得去手啊，你是要你妈妈的命啊！你把我的钱拿出来，我不跟你计较……”

在那些时候，我真恨她。她不再是那个笑眯眯、慈爱的姥姥，而是個冷漠无情、蛮不讲理的老婆子。

于是趁大人不在的时候，我独自跟她理论。我从强作镇定地理论，到边哭边喊，她始终阴着脸，沉浸在自己的愤恨中，末了，轻蔑地瞥我一眼，说：“你什么都不懂，闭嘴。”

闹丢钱的剧目，上演了十几年。到九十多岁，她的体力终究不行，闹不动了，便采取冷战的方式。比如，父亲下班，走到卧室来问候她，她劈头冷冷地来一句：“恭喜你啊。”

父亲自然问恭喜什么。

“恭喜你发了财啦，你的媳妇给你偷回钱了。”

父亲一笑，转身走了。

其实她已经十多年没出门买过东西了，钱于她早就失去了通货的基本意义。对儿女来说，钱是哄她开心的道具，以及尽孝的证据;对她来说，钱如同供幼儿搂在怀中赖以获得安全感的娃娃，以及生命意义的所在。

这就是母亲不愿我给她很多钱的原因。不过，母亲也常让我给她一沓面值十元的钱，她数一数，便感到很开心。

但有一次，我给了姥姥两百元钱，两张红彤彤的百元纸币，搁在她面前的床单上。

她将那两张纸币好好看了一阵，笑道：“真没想到，我还能花上外孙女的钱呢。”说着，她把钱放到床头柜上，让钞票靠墙立着，像展览奖状。

过一会儿，她喝了几口茶水，就忘记了。一转头看见钞票，盯了一阵，有些疑惧，低声唤着我的母亲：“这钱哪儿来的，怎么放我这儿了？是你的吗？怎么不赶紧收起来。”

母亲大声说：“那是你外孙女孝敬你，给你买巧克力吃的。”

她重新快活起来了：“哟，给我的？好好好，那我赶紧收起来吧。”

母亲知道，她一旦将钱收进她的白铁匣子，这事就算彻底被抛进深渊了，于是连忙说：“你先别收，别收！搁那儿看看多高兴。”

她连连说：“好，我不收，看着。”又一拍手，“嘿，真没想到，我还等到花外孙女钱的时候了。当初，巴掌那么小的人儿，现在都挣钱了……”当然，再过五分钟，她还会再问，这是谁的钱。

母亲就这样陪着她，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她，逗她高兴。

我跟母亲说：“姥姥爱忘事也有好处，别家的孩子给钱孝敬长辈，长辈只能当时惊喜一次。姥姥呢？你要是总跟她说，她就能惊喜好多次。”

半年前的某晚，我刚好在家。母亲给姥姥掖了掖床边的被褥，她立即疑心是母亲搜她的钱。

她开始时是和颜悦色的，喊我的母亲：“三闺女，别逗我玩了，把钱还给我吧。”

听闺女说“我没拿你的钱”，她立即虎起脸低吼：“你敢说没拿我的钱！我亲眼看见的！一千元，我塞在褥子下面，你一下就抄走了！”她一边说着，还案件回放似的，抖着手将被褥掀一掀，模拟“一下就抄走”的动作。

怎么解释自然都不顶用，她就开始号哭叫骂了。

后来，我和母亲躲到另一间屋。隔着两扇门，我们还隐隐听得见她惨痛的哭声。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

母亲反倒安慰我：“没吓着你吧？她隔几个月照例要闹一次，我习惯了。”

我依偎母亲坐着，心里居然涌上一些阴暗的愤愤之情：为什么偏偏我的母亲要受这些折磨？那些能过安逸日子的人，那些品香，饮茶，大谈境界、诗意、春雪秋叶的人，你们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你们不必耗尽时间与心力服侍、招架这样一个高寿的老娘。

但这事情该怎么了结呢？母亲悄悄跟我说：“要不，你偷偷拿一千元钱放在她的褥子下面，然后假装帮她找到了。”

母亲又说：“你总看电影，应该会演吧？”我被母亲逗笑了。她从抽屉里拿一沓钱给我做道具。我笑道：“剧组里演戏用的都是假錢，哪有用真钱演戏的。人家照单全收，假戏真做，你岂不亏本？”

母亲的话让我没法笑了：“以前他们出主意，说偷偷找假币来，几万几万的，随便给老太太玩。我不同意，怎么能那样糊弄她。”

为治亲人的精神疾患而演戏，比如王熙凤骗宝玉要给他娶林姑娘，倒也有前贤可效。如今对姥姥来说，钱，就是她念兹在兹、何日忘之的爱人。

我捏了捏钱，硬着头皮进屋去，她正沉浸在哭泣的余韵中，小孩子似的捧着脸，不停地抽搭。我递毛巾给她擦脸，背过身把钱塞到被褥下，又柔声说：“我来给你找找吧。”她抽噎着说：“你找不到的，我亲眼看到让你妈拿走了。”我掀开被褥，很惊喜地说：“咦，你看这是不是你的钱？”

她睁开通红的眼，看了一下。我想这事总算可以了结了。她看了一眼，眼里的光变得黯淡，一甩头，凛然道：“不对，不是这些，我的钱有八千多元。”

我无言败退。

母亲一摊手：“那真没法了，总不能现在去银行给她取钱吧。你去睡，我陪她熬着。”

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我还听得见隔壁房间的声音。

天光大亮，我一睁开眼就翻身下床，到隔壁去观望。只见她面色平静地坐在床上，母亲正给她擦脸，擦手，梳头。她又慈和地笑着唤我：“来，坐我这儿来，咱吃早点。”

她全然忘了昨晚的风波。

那是她最后一次闹丢钱。此后，她的体力与精神不再允许她这样折腾。

（池塘柳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粉墨》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