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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对人才培养的注意力都集中在30岁之前，而且是年龄越小越受重视。

对于还在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孩子，我们不但不惜重金聘请名师补习，期待他们有各种天赋，家长还要亲自指导、直接干预。可是到了中学，家长只能搞搞后勤、鼓励鼓励了。到了大学，家长可能就只剩下鼓励了。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家长就会劝自己的孩子别努力了，赶紧找个安稳工作，老老实实上班，等着升职加薪，别惹事，买房结婚生小孩，然后等生出小孩，再来新一轮的培养。

这个充满关爱的人才观，其实只是燕雀之志。规划来规划去，仅仅是在设定一条最保险的人生路线。各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平庸的目标。

你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就为买房子、生孩子吗？中国的英雄豪杰都到哪儿去了？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整天研究升职加薪的人，还需要能治国安邦、经天纬地的大人物。古代读书人都要讲“修齐治平”，认为人才就得做大事，但是现在我们对“做大事”研究得太少了。

说得直白点，当今的人才观都是“打工者心态”。社会上都有些什么位置、哪个行业挣钱多、哪个职位待遇好，我就争取成为这样的人;公务员工作稳定，可是程序员收入高，那我就得在稳定和高收入之间做个取舍……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再厉害也不过是一只优秀的绵羊，还不如几十年前受教育程度很低的那一代人敢想敢干。

打工者人才观的本质是把人变成标准化的产品，去填充现成的位置，削足适履。大人物的成长，走的可不是这样的路线。伟大的国家不可能全靠打工者，我们需要更高级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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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托德·罗斯和奥吉·奥加斯的《成为黑马》一书，描写了一种关于大人物的人才观。这本书是他们一项历时多年的研究——“黑马项目”的总结。两个人有针对性地调查了各行各业的大人物，看看他们如何有了今天的成就，并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找到共同点。

2016年，托德·罗斯出版了《平均的终结》一书，罗斯这两本书的思想一以贯之，那就是：人才不应该是标准化的产品，它没有固定的成长路线;高级人才是自由发展的产物。

什么叫标准化呢？比如，你要培养一位女子铅球世界冠军，你判断她肯定要有很强的上肢力量，于是你开始从青少年中选拔，专门挑那些具有男子体格特征的女孩训练。这没错吧？因为这正是苏联培养铅球运动员的模式，这个模式的确也能培养出世界冠军，但是世界冠军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培养模式。

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铅球金牌得主、美国黑人选手米歇尔·卡特，就完全不符合这种选拔标准。她的身材曲线很优美，并不男性化。她在高中和在大学的时候，上肢力量都不强，甚至连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

我们再设想一下，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要在全中国范围内选拔几位未来的领军人物，让他们在20年内把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至世界第一，你会选谁呢？你肯定得从通信技术的重点研究所、重点院校和国有企业中去选吧？你怎么可能选一位退伍军人呢？所以你肯定不会选任正非。同样，如果要选一位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让他改变零售商业模式，推出电子支付手段，你怎么会想到从教师中选拔呢？你肯定选不到马云。

事实上，选拔行业领军人物比选拔铅球运动员复杂得多，按标准化路线很难培养出这种级别的大人物，任正非、马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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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项目中的人才走的都不是直线。有的人上学的时候表现不行，甚至辍学，后来竟然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有的人原本在一个领域做得很好，突然就不想干了，结果转行做得更好。这样的故事会让人担心其中可能有“幸存者偏差”，毕竟黑马项目选的就是“黑马”，而黑马的定义就是那些出乎意料的获胜者。有没有可能，书中这些人物都是特例呢？有没有可能不走尋常路的大多数人都失败了呢？

好在还有别的研究可以和罗斯这项研究互相印证。戴维·爱泼斯坦的《范围》一书就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一方面是像公司首席执行官这种级别的人物，统计表明，他们往往都是大器晚成，尝试过很多不一样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像那些敢于跨领域尝试不同工作的人，最后结局也的确是比一般人更好。

比如，有一项研究追踪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学生的职业生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学生高中时就要选定自己的专业，一直到大学都是上对口专业。但苏格兰则不同，学生在大学头两年不需要选专业，到大三才分专业。跟踪研究发现，定型越晚的人，越能找到好的工作，收入也更高;那些早早定型的人则最好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赶紧换专业，因为统计表明，换专业能让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加快。

这里的普遍规律是：如果一开始就想好了这辈子要做什么，那么你不太可能取得特别大的成功;反而是一开始走错了，后来才找到人生目标的人，更容易取得高水平的成就。

真正的人才，都有黑马气质。那么，何为黑马气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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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和奥加斯找到这些黑马人物的共同点并不包括“特立独行”“叛逆精神”等特质，其实黑马人物有各种各样的性格，而且很多人都是非常温顺的。书中总结了几点，在我看来，最主要的黑马气质就是两点。

第一，黑马人物总是在追求“做自己”。

这些人不问这一行好不好找工作、这个工作挣多少钱、这个职位的地位高不高，他们也不问社会需要什么人，他们问的是“我到底喜欢做什么”。他们更在意工作本身的享受，他们想要一种满足感——不是因为收获而满足，而是能做这件事就很满足。他们不是因为卓越而满足，而是在满足中达到卓越。

第二，黑马人物没有长远的目标。

标准化思维总是树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并为之奋斗。如果你认为金融工作最厉害，那么你就要先考上一所985院校的金融专业，最好再去国外留学几年，然后拿着漂亮的文凭加入一家顶级金融公司，一路努力拼搏，最后成为一位成功的金融人士。这不是不可以，但这是金融打工者的攻略。你去看看那些最厉害的、对市场有影响力的金融人士，他们并不是这条标准化流水线的产物。在大学，他们有的学的是历史，有的学的是哲学，有的以前是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 他们的成功是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折腾出来的。

经历复杂思想才能复杂，思想复杂才能想大事儿;经历简单思想只能简单，思想简单的都是工具人。

但黑马人物并不是为了复杂而复杂，他们只是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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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了“做自己”而选择工作，是不是不够理性呢？不理性就对了。人生的重大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

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阿格尼丝·卡拉尔在2018年提出了一个理论叫“渴望理论”，即现在的你并不知道未来的你喜欢什么。也就是说，人的价值观是会变的。

比如，你是个高中生，想考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将来做一名计算机科学家。这条路怎么样？你不知道。上过清华之后的你，不会跟作为高中生的你喜欢完全一样的东西;在清华读过几年书的你，是作为高中生的你所不能理解的。

所以，黑马人物的策略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们不讲长远目标，只看近期目标。只要近期目标符合现在的价值观，然后想方设法完成这个目标，那么完成之后该干什么，那时候的你自然会知道。每次选择一个自己最关心、最适合、最能获得满足感的项目，从一个个局部最优中寻找全局最优，这才是不确定世界中的最佳路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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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强烈批评了标准化思维，但是我们也得知道，这个批评只在今天才成立。标准化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过去标准化生产方式的产物。要生产，就要有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操作流程，人们就必须步调一致。机械化生产方式本来就是让人去适应机器，而不是让机器适应人。

但是现在不同了。人工智能和3D打印等科技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标准化的事情应该交给机器去做。这种社会分工要求人是一個一个的，而不是一批一批的。你做的跟老张、老李他们做的都不一样，这个工作才值得做。

真正的奢侈是冒险，真正的富足是自选探索方向，真正的优秀是藐视标准，真正的自由是个性发挥。英雄豪杰应该人生由我，伟大的国家应该人人如龙。

（秋水长天摘自《看天下》，辛 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