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父亲的孤注一掷

一

我父母出生的时候，齐鲁大地早已不堪人口重负。他们在22岁时经人介绍匆匆成婚后，便沿袭祖辈闯关东的传统，来到一片旷野的北大荒。

在多生多育的时代背景下，我父母各自有着数量可观的兄弟姐妹。作为长子、长女，他们肩上的担子从来都不止于养活自己，可那时他们能倚仗的，只有一身的气力和脚下黑色的土地。

从我有记忆起，家里的日子总是异常节俭，而这节俭在我父亲身上又逐渐演变成了吝啬。

北方人做菜向来是“一次性、大分量”，这就导致我们家晚上和中午的菜谱往往是一脉相承。我爸则每每在最后一根剩菜也被夹走后再掰开一只馒头，仔细地擦去零星散落的油水，直到盘子光洁如新方才心满意足。

偶尔，我爸也会精神焕发地拎回一些水果，但每一个都有着创伤或霉斑。那是一种叫作“包圆儿”的买法，白天被无数双手掂起又扔下的残次水果，商家会在傍晚收摊前以很低的价格甩出去，我父亲就是这时水果摊的常客。直到今天，我对水果依然没有多少好感，因为记忆里总是一家人围着垃圾桶，将每一只水果或削或剜地去除大半，剩下的部分放进嘴里，那种行将腐烂的味道怎么也盖不住地弥漫开来。每个人都低垂着睫毛，在顶灯的照射下，扑簌的暗影洒在脸上。

生活的贫瘠很容易压垮坚贞的感情，我父母时常会为了钱吵架。大概在我十岁那年，有一天，我妈在骑车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弄丢了一百块钱。回到家后，她一遍又一遍地翻找所有可能和不可能放钱的地方，诚惶诚恐的样子，全无一个成年人该有的镇定。

我始终记得那天的黄昏，我爸暴跳着把手边每一件能摔的东西都狠狠地摔到地上，几近癫狂。可那些破碎的声响过后，家里便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寂静。我妈蹲在地上小心地一件件检视那些还没完全坏掉的器皿，我爸背光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双手抱着头，一动也不动。

我站在他身后长而黑的影子里，觉得茫然和恐惧。

二

关于穷的每一点记忆都在时刻督促着我前行，所以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我从不曾有片刻的懒怠。十九岁那年的夏天，我终于拿到人生进阶的第一把钥匙——一所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是在那一年的夏天，我爸做了一件几乎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事。

我拿到通知书后，我爸整日里计算器不离手，只顾噼里啪啦地算着。等他终于算清楚我上大学所需的基础费用和家里的平均收入后，便从我妈那里拿走了存折。傍晚，他挂着薄汗神采奕奕地冲进家门，郑重地向我们宣布要大摆一场升学宴，用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请来所有乡邻，且不收任何贺礼。

我跟我妈激烈地反对，同他理论，但我爸充耳不闻，兴致勃勃地筹备起这场升学宴。那些日子里，他的眼睛都闪着光，快乐像要从他周身的毛孔中溢出来。我跟我妈看在眼里，为了他这份多年来难得一见的愉悦，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出反对的意见。可那时的我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理解我爸。

办升学宴那天，我爸起得很早。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从枕头下拿出那条压了几天的旧西裤，庄重又仔细地穿上，忽然没来由地一阵心酸。

在那算得上是酷熱的一天里，我爸穿着宽大厚重的西装迎来送往，推杯换盏，却似浑然不觉得热。

我在席间穿梭着招呼来客，嗑着瓜子的女人们压低了声音在聊天，有几句话顺着风飘进我的耳朵。一个说：“也不是考上就完了，还不是要赚钱供孩子上学，这么摆阔也不知是为了什么？”

另一个轻笑着接茬道：“还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一辈子没见抬起过的脸面。”

我心里一顿，遥遥地望向满面通红、一辈子的笑容都没有今天灿烂的父亲，心上的城池一块块碎裂，险些掉下泪来。

太阳一寸寸落下去，人们酒足饭饱后散去，留下满地狼藉。我跟我妈挨桌收拾着，我爸就站在院门口，一言不发地望着天空。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我妈弄丢一百块钱的那个晚上，我爸那出奇的愤怒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一百块钱。他发疯般地摔在地上的，是对生活的无力和对自己的不满。

我抬起头看着我爸即将隐没在夜色里的侧脸，不知道是光线还是酒精的缘故，他的脸看起来很红，眼角有滚动的水光。

我觉得他似乎年轻了许多，又似乎老了一些。

三

毕业工作后，我一般到春节时才回家。这一年的十一月，我早早地接到堂哥的婚礼请柬，仪式定在大年初八举办。

我叔叔结婚很早，堂哥四岁那年，他们举家迁到东北。他跟我爸一样，把生命的气血榨成一点一滴的汗水来供养脚下的土地，平日里一分钱也要掰成几瓣儿来花，可这一年，却将堂哥的婚礼办得着实轰动、无比阔绰。

北方内陆的农村，各色的海鲜流水般地被端上席面。随上一百块份子钱一家人来吃的乡邻几乎无暇聊天，主妇的怀里各抱着孩子，一双双手不停地剥着虾蟹塞到孩子嘴里，生怕输给别家。

我妈说，堂哥的这场婚礼几乎花掉了我叔叔大半生的积蓄。

酒席散去，新嫁娘满面荣光地挽着堂哥的手臂飘然离去，男方亲戚家的女眷照例留下来帮忙收拾打包。

叔叔在最偏远的一桌抽出一把椅子坐着，手指间夹着一根点燃的烟，只是浑然忘了抽。他眯着眼睛审视着这一刚刚落幕的大场面，那眼神，和我爸当年站在院门口望着天空时一模一样。

也许这样一个平凡的男人，或者说这样一个平凡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怜的。他们受时代和条件所限，大都不曾有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始终背负着太重的担子和太多的期望。他们一生劳苦，似是永远都在沉默地接受，其实他们表面有多少谦恭和平静，内心就蛰伏着多少反叛和渴望。

这些父亲需要一个契机，用孤注一掷的方式去获得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荣耀。这是属于父亲的孤注一掷。

（紫 瑞摘自《视野》2021年第5期，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