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在一个国家里，多少人生活在城市，多少人生活在大城市，本质上取决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人的多少，这首先与性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职业。在农业社会，就算农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农田和酒肆之间来回奔波，城里没法就业。而到了现代社会，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经超过90%。在现代经济社会，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社会交往来传播知识。同时，也从社会交往中获得知识，从而更好地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换句话说，从前，生性再喜欢热闹的农民，都不得不居住在农村与土地为伴;现在，性格再内向的教授，也必须在最低限度上与人交流。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而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无须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也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让我们来想想，什么是高房价？什么是城市病？给定土地和住房的数量，给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房价和城市病就是消费者获得大城市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除了直接在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时付的钱以外，人们还因为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价，获得了接近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置。
在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因为四通八达，是生活最为丰富的地段，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一定要抢占市中心的位置，挤出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本身也是为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选什么样的生活，由自己决定。
大量的企业在大城市扎堆，特别是集聚在中心城区，是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比如说，人们可以在家办公，通过远程通信方式与同事和客户打交道。人们要与朋友交流，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但实际情况是，线下和线上的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的。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见过面的朋友，刚开始会与一个人通过微信交流，接下来就是面对面的讨论更有效率。
线上交流实际上会催生更多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节省了与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却可能催生了与更多人见面的需要。更不用说，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模式多元化，其中越来越多的比重是网络满足不了的，包括听音乐会、看演唱会和画展，包括所有体验经济，即使和朋友喝咖啡这样的消费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馆环境中进行。
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其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费更加需要见面和体验。你将更多地去看话剧和电影，减少在家里看电视和碟片的时间。你也会更多地出席化装舞会、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在网上聊天。如果我说的是错的，那么，你就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的钱，在下班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商学院去上课，而不是在网上看教授的视频。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你也就不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并且还要花很贵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在不久前我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达到80%，人们仍然不断地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
因此，不要以为，在北京和上海现在出现的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条件，通过住得远些，从而住得大一点，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这种搬离大城市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美国终结了。而在东京，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其中的道理还是前面说过的，人们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以获取知识、信息和技术。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公共政策吧。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城市扩张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拥挤和污染。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拥挤和污染，恰恰是人们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付出的代价。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先说“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说“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个次序的先后是有含义的，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逆转这些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内作为应急措施。即便这样的应急性的控制人口政策，也只能适度缓解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不可能让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更不应该通过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从长远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地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而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的背景下，这样的投资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回报的投资。
当然，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件事上，中国并不孤单。看看印度吧，这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把政府所能控制的产业往中小城市搬。结果呢？大城市还是在发展，只是他们的大城市发展的大多是信息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不强。结果就是，印度成为“两个印度”，城市并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而落后的农村没有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它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可见，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没什么国际经验，即使有，也来自屈指可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说多了全是眼泪。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写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的批判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简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也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背后只是两个大字“人性”。陶渊明曾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现代人不妨做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疗，“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建得像农村一样。
总之，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怕孤独。
（海 蓉摘自《东方早报》2014年12月9日，王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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