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记忆
她一会儿紧紧地搂着弟弟，蹭着弟弟的脸蛋儿，满脸是笑：“柱子，我娘要来看我了，你外婆要来看你了。真的，真的要来了，马上就来了。”一会儿又松开弟弟，用手背抹着泪花，自顾自唠叨：“咋办呀？这日子过得都是窟窿眼，遮不住丑！咋办呀……”
母亲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脸上挂着泪，嘴巴却撇成下弦月，看起来真是滑稽。我从来没见过母亲这副表情，她遇事一直很镇定的。记得有一次我从沟边摔下去折了腿，被别人背回了家。母亲非但没有表现出一丝惊慌，反倒戳着我的额头骂道：“沟能走还是能跑？走路不看，活该。”只是外婆要来，她至于吓成这样？
看着母亲的表情，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弟弟干脆咧开嘴大哭起来。我赶忙搂着弟弟哄他：“外婆来了，咱们就能吃到好东西了，就不饿了。”弟弟啃着手指头，哭声才渐渐小了下来。
母亲在院子里转着圈，似乎看啥都不顺眼，嘴里嘀咕着“这烂屋里，这烂屋里”。一向忙于活计的母亲，好像一下子对干啥都没了兴趣，只是焦躁地转着圈儿，晃得我眼花。
父亲刚一进门，一向很镇定的母亲突然像疯了般呜呜地哭了起来，边哭边嘟哝：“我娘要来了，咋办哩，我娘要来了。”
好像外婆要来看她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可怕。父亲扶着母亲的肩说：“怕就不来了？别怕，有我哩，我给咱想办法。”
我们就开始为了迎接外婆而准备。记忆里就像过年一样，每间房子及院子里的各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打发我拿个洋瓷碗出去借麦面，我兴奋得跳了起来。
那时，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红薯，早晨红薯块熬稀饭，中午红薯面条，下午红薯馍馍就着炒红薯丝。红薯吃得人一开口，就是一股红薯的酸味儿，连放的屁，也是酸酸的红薯屁！实在吃不下去了，母亲就加点其他杂粮，也不过是玉米或糜子。只有来了贵客或是过年，才吃得上白白的麦面。
我拿着洋瓷碗，雪花婶家、二狗家、北巷婶家、杏花姨家，我从各家借了一碗面。捧着那盛满面粉的碗，我的手一直在打战：外婆来真好啊，外婆来就可以吃上过年才能吃到的麦面了！我皱着鼻子闻，也没闻出面粉的香甜味儿。我很遗憾，要是我能变成一个搪瓷碗，多好啊。
父亲还借了天柱叔家的大桌子、顺锁伯家的大立柜摆在我们家，我们家一下子变得很阔气。
外婆来真好，家里整个都变了。
那会儿，我只有一个想法，外婆来了就不要走了，那样我们天天都可以吃麦面，爬大桌子摸大立柜。
父亲借了生产队的牛，驾着车，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像过年般去十里外的镇上接外婆。
记得外婆来的第一顿饭，母亲做得很费心：一碟凉拌莲菜，一碟小葱拌豆腐，一碟炒洋芋丝，一碟凉拌胡萝卜丝，白萝卜叶在开水里一焯又是一碟凉菜，白生生的白菜帮加了几丝青椒炒了一碟菜，中间是一碟炒鸡蛋，饭桌上一下子就摆了七个碟子。
那天母亲擀了面条。面条很薄很薄，挑在筷子上真的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绿绿的白菜叶子撒在锅里，看着都好吃。
母亲先给外婆舀了一碗，是稠的。我们的呢，是有几根面条的稀汤水。
“咋给娃娃舀了那么点？”外婆问。
“天天都吃，不爱吃，吃不完就糟蹋了。”母亲说话时瞪了我们一眼，可弟弟却说“不是”，我赶紧狠狠地踩了一下他的脚，他直接大哭起来。
我笑着给外婆解释，我把弟弟撞了一下，他就疼得胡喊叫。
也就是自那次以后，我有了个艰巨的任务——快吃饭时就带着弟弟去外面玩，省得他一不小心露馅了。那种难受劲儿，甭提了，我只想一脚把那小东西踹到村头的池塘里去。
晚上，外婆跟我母亲坐在炕上闲聊，我在写作业。一转头，看见弟弟竟然用小刀在桌子上划道道，我一巴掌扇过去，喊了声“把桌子弄坏了咋给人家还”，而后，我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紧张地看着母亲。
屋子里只有弟弟的哭声。
外婆看着我母亲，我母亲很尴尬地笑着，就像外婆要来前的神情一样，分不清是哭还是笑。
“还有啥是借的？”外婆说。
母亲说：“咋会是借的？自家的，甭听娃胡说。”
“还有啥？”外婆又问。
母亲不吭声了。弟弟也不哭了，跑到立柜边说：“这个也是人家的。”
“那咱就一个土炕啊。得，至少有地方睡觉。”外婆拍着炕，脸上好像是笑，好像又不是。“这就是我女子家，我女子就在这样的屋里头过日子。当妈的，都不晓得自家娃过的是啥日子……”
外婆唠叨时，母亲哭了。母亲哭着拉着外婆的胳膊说：“娘，没事，我的日子能过好，就是怕你操心才……”
外婆走后我才知道，外婆当初不愿意让母亲随父亲远嫁合阳，与母亲断绝了母女关系。加之母亲来到合阳后，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就没敢主动联系外婆。
多年后，母亲说要来城里看我。住在出租屋，恨不得把一块钱掰成几瓣花的我，很奢侈地买了一台电风扇，买了好些蔬菜水果——我不能因为工作不稳定就让母亲担心，我得让我的母亲觉得自己闺女过得还不错！
那一刻，我的记忆又回到了1970年。
（孟成君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李小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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