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酒事
毕飞宇
我们家没有能喝酒的人，等我结婚，生了孩子，家里还是没有人能喝。这么说吧，在我们家，即使是大年三十，餐桌上也见不到酒。有一年除夕，我对父亲说：“我们也喝一点吧。”老父亲豪情勃发，说：“那就开一瓶。”我们真的喝上了。一瓶酒我们俩当然喝不完，喝不完那就放下。一眨眼，第二年的除夕又来了。我想起去年的那瓶酒还在呢，于是，我和父亲接着喝。我们这对父子在两个春节总共喝了多少酒呢？最终的答案还是贾梦玮提供给我的。他把那瓶残酒拿在手上晃晃，说：“起码还有六两。”别起码了，就六两吧。我愿意把这个无聊的故事演变成一道更加无聊的算术题：一瓶酒十两，两个人均分，喝了两次还剩下六两，问，一人一次喝几两？
虽然酒量不行，可我父亲喝酒的姿态很优雅。在端起酒盅的时候，他通常是使用大拇指和中指，這一来他的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就会呈现开放的姿态，绷得笔直，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有一回在飞机上，我和昆剧武生柯军先生聊起了各自的父亲，我就把父亲端酒的姿态演示给柯军，当然是说笑话。这位昆曲名家没有笑，却点点头，说：“对的。”我说：“什么对的？”“拿酒的动作。”柯军说，“舞台上的兰花指最早并不属于女性，而是来自男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身份的男人参加宴会必须有模有样地端酒，否则就粗鲁了，就失礼了——兰花指就是这么来的。”也对，一滴酒的背后是一堆粮食，一堆粮食的背后是广袤的土地。酒是大地的二次方，端起一杯酒其实就是托起一片风调雨顺的大地。它需要仪式感，它需要敬畏心。把手指摆成兰花的姿态，是应该的。
父亲把他局促的酒量传给了我。因为不能喝，我对酒席上的枭雄极为羡慕，说崇拜也不为过。十七岁的那一年，我看到了罗曼·罗兰对克利斯朵夫的描述，他描述了克利斯朵夫在巴黎的一场酒会——年轻的约翰真是能喝啊，他“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进了他的胃”。十七岁的年轻人喜欢上这句话，赶紧抄在一张纸上。这里头有他人生的期许——天才的豪横、淡定、硕壮、帅、不可一世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进他的胃”。酒纳百杯，有容乃大。一个人的壮丽与浩瀚是可以喝出来的。六年之后，十七岁的少年二十四岁了。那是1988年的夏天，他去了趟山东。先去高密，看过了红高粱，然后，豪情万丈，点名要喝高粱酒。很不幸，他没能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进他的胃”。热菜还没有上桌呢，他就冲出堂屋，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在了天井。他抱住围墙，可该死的围墙怎么也搂不过来。他的胳膊借不上力，这让他气急败坏，一桌子的人还等着他上热菜呢。第二天，他醒来了，就此知道了一件事：兄弟，你不行，不行啊。悲伤涌上他的心头，他的人生就此少了一条腿。
我喝酒真的不行。一次又一次的大醉让我产生了恐惧。这恐惧固然也来自酒，但更多来自酒席。我上不了席，真的上不了。中国的酒席到底是中国的酒席，它博大精深，你是不能自斟自饮的。自斟自饮？那成什么了。你必须等别人来“敬”，“敬”过了你才能喝;当然，你也要“敬”别人。如果彼此都不“敬”，那也要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号令和统一的行动。“我”喝和不喝都不是问题，重点是，“我”必须为“他”和“他们”而喝。每个人都必须这样。这很好。可我难办了，如果酒席上有十个人，少说也得十八杯。只要有人约我，我一定先问一问：多少人？有一道算术题我必须先做一做：六个人以下，也就是五个客人，可以的。如果是八个人以上，那我就要掂量。有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两杯酒的事——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多出来的一两杯酒，对我来说，它们是左勾拳和右勾拳。咏春大师叶问说，武术（喝酒）很简单，一横一竖。打赢了（能喝）才有资格站着（坐着）说话;打输了（不能喝），躺下了。
我不想躺下。不想躺下那就只好耍酷：看到人数不对时，我就滴酒不沾。时间久了，我发现滴酒不沾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常识是，酒过三巡，喝酒的人大多会兴奋，这是无比幸福的一件事，要不喝酒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呢，糟糕了，我的情绪慢慢地就跟不上趟了。我在众人欢腾的时刻上过卫生间，照过镜子。我在镜子的深处，一点也不兴奋，连基本的喜悦都没有。这么说吧，我只是处于常态。但酒席上，常态就是异态，它另类，类似于阴险。我的“死样子”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他怎么就生气了呢？”“究竟为了什么？”“和谁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即使到了第二天，好心的朋友打来电话，我依然不知道。我只能这么说，其实我已经很配合了，该笑笑，该点头点头，该鼓掌鼓掌。可是，天地良心，不能因为我喝了八两矿泉水你就让我手舞足蹈，要知道，平白无故地亢奋两三个小时，太难了，体能跟不上啊。跑一场马拉松也不过两个多小时。
我对酒席的恐惧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地方，那就是说话。在酒席上，音量偏大，抢话，语言夸张，骂娘，这些我接受——和我的“现场直播”比较起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可我不太能够忍受“单曲循环”——同样一段话，他能重复十几遍，几十遍。我曾经遇到一个“可喜”的读者，就在酒席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背诵了我作品里的一个段落，然后，用慷慨赴死的劲头玩命地夸。我虚荣啊，哪里还绷得住，就笑。在我返回房间的时候，这位仁兄跟了上来，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去我的房间“和毕老师说说话”。这个我必须答应，我还想听人家接着夸呢。虚荣必遭天谴，灾难就此降临。这位老兄一屁股坐在我的床边，接着背诵，接着夸。特别好。可我哪里能想到呢，他背诵的永远是同一个段落，说的赞词永远是同一番话。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结果可想而知，虚荣抛弃了我。我去了趟卫生间，给朋友发短信：“快来我房间，就说三缺一。”
（李金锋摘自《文化艺术报》2021年8月25日，陈岱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