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的路各有不同
父亲24岁离开此地，支援建设大西北，与我的母亲，一位山东姑娘相遇。在我成长的那个小城，上海人与东北人、江苏人与四川人、云南人与贵州人结合的比比皆是。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如我的母亲，热爱这个自己亲手在戈壁滩上背冰化雪建立起来的小城;而90%的外地人，一生的梦想与追求，都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归去的路各有不同。住在我家对门的一对上海夫妻，在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法调回上海工作后，不到50岁便办理了病退，回上海打工。搬家的那天，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挥动双手与我们道别。关上门，父亲说终于回去了，母亲则嘟囔了一句“上海已经不是他们的上海了”。除去调回去的实力派、提前退休的激进派，更多的人选择了退休以后回去，于是他们倾尽钱财，在年少离家的城市购房，或者安排子女考入那个城市的大学，留在当地工作。
我知道自己必须去武汉读大学，虽然我喜欢的城市是北京。被武汉大学录取后，父亲早早就安排要送我去学校。这个行为，在母亲眼里颇有些成全他自己的味道，“你爸就喜欢湖北，我可不喜欢，总下雨。”母亲说。
第一次去武汉，火车尚未提速，从我成长的小城到父亲长大的城市，要走45个小时。对于这个距离的抱怨，终止于同系的一位女同学，她的父亲也是湖北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她回家的火车要走三天三夜。
火车由北向南，自西向东，黄色的土地上慢慢有了绿色，当荷塘出现在眼前，我知道父亲眼中的天堂、母亲眼中潮湿忧郁的南方，已经到达。
如果说喜恶可能遗传，我的喜恶一定是遗传自母亲。到武汉的第一年，梅雨天气几乎把我折磨疯了。下个不停的雨，每双鞋都进水，挂在走廊里的衣服永远干不了，被子里潮湿的味道让我总是做被关入阴冷山洞的噩梦。虽然后来略有适应，毕业时我还是悄悄联系了北京的单位。
送别宴吃过两轮，父亲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给你联系了一个单位。”他带着我从江南走到江北，又从江北回到江南，与他久未谋面的老同学、老朋友相见，有人热情，有人冷漠，一生不求人的父亲全然不顾他们的态度，燃尽最后一丝尊严，也要为我在武汉找到一个落脚的单位。
我终究无法对父亲说“我要离开”。
此后5年，我始终在留下与离开之间挣扎，想要奔赴的城市从北京转移到了广州。有一次，我准备扔下一封辞职信就南下。正在宿舍整理行李的时候，同宿舍的女孩忽然兴冲冲地跑来说我父亲要来了——她的部门主管是我父亲的熟人。我沮丧地将刚卷好的被褥铺整齐，坐在床边发呆。第二天，父亲来了，我什么都没说。
这座城市似乎成了我的宿命。相较于北京、深圳那样的城市，武汉是一座不容易被外乡人爱上的城市。夏天很热，冬天很冷，路堵人暴躁。巨大的城市被两江隔成三镇，散落于三镇的朋友，见面的次数甚至比不同城市之间的更少。
我结婚生子后，父亲终于如愿回到了武汉。尽管他也时常抱怨武汉人喜欢端着热干面边走边吃，早晨的电梯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芝麻酱与汗液的混合味道，然而更多的时候，他所表现出的依然是一种终于归来的满足。他喜欢这儿湿润的空气，喜欢一个人坐公交车穿越长江，喜欢去附近的湖泊钓鱼，对于一个垂钓爱好者来说，这里就是天堂。
武汉像父亲念念不忘的初恋情人，我与母亲则在背后说尽它的坏话。2007年，母亲去世，逃离了这座城市。之后，父亲再婚，有了自己的住所。搬家那天，我忽然说起自己这么多年留在武汉的原因，父亲不无惆怅地说：“以后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了。”
可我去哪儿呢？曾经梦想的城市，北京的房我买不起，广州的桑拿天我受不了，深圳是新青年的天下，不知不觉，我已经走过了能够因为喜欢一座城市便背起行囊、投入其中的年龄。喜欢一个人，不一定与他一起生活;喜欢一座城，不一定生活于其间。所谓的舍得与放下，只是因为已经没有了义无反顾的资本与勇气。
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只鸟，年龄愈长，就愈像一棵树。
（梁衍军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2日，沈 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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