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

01

因为采访，我已经认识“大地妈妈”易解放快十年了。我知道她为什么一直坚持种树。我记得不久前在她的工作室里，她坐在我面前的样子，一脸憔悴。她眼睛里都是血丝，六十岁开外的人，熬了几夜没睡。一切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在做主力。12年，这对上海老夫妻在内蒙古沙漠种下了200万棵树。

如果说某种因果，那科尔沁和阿拉善沙漠里的那片绿荫的因，就是这对夫妇失去的儿子。

02

易解放的独子在2000年去世。

当时，是这一家三口东渡日本的第七年。易解放在日本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丈夫杨安泰开了一家私人中医诊所。唯一的儿子杨睿哲在中央大学商学部读书。像往常一样，一日晚餐后，旅日的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收看中国的新闻。那天正在报道中国北方的沙尘暴：遮天蔽日的沙尘里，行人们捂住口鼻在沙尘暴中摸索前行，汽车在白天甚至都要開着车灯。22岁的杨睿哲看着电视不禁对母亲说：“我大学毕业后要回中国为沙漠种树。”睿哲接着说：“要搞就搞大的，种它一片森林。”易解放随口说：“啊哟，那哪里来的钱呢？”儿子不响。

两周后的5月22日，易解放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可刚到公司半小时，就接到儿子学校打来的一个电话：睿哲在上学途中出了车祸。等到夫妻俩赶到医院，儿子已经永远地停止了心跳。

整整两年的日子里，易解放和丈夫都在保留了儿子衣服的房间里，一遍遍听留有儿子声音的磁带。一个声音忽然在易解放的脑海里清晰，那是儿子生前这段关于沙漠种树的对话。终日以泪洗面的她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她真的回到中国，又去了内蒙古。

她在日本成立了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绿色生命”组织，第一笔去中国种树的启动金，就是儿子去世后的生命保险金。在远离熟悉的都市生活的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沙漠里，她牵头成立的“绿色生命”组织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协议，并种下了第一批树。

在沙漠里种下第一批万棵杨树后，易解放执意在附近住下，同当地村民一道守护树苗。有时夜半风起，猛然惊醒的她会赤脚奔向林地，在一棵棵树苗前奔跑停顿，看看树苗有没有被吹倒……小树苗栽下的第三天，一年无雨的库伦旗终于下了一场透雨，村民们拍手称奇，笑称易解放是“雨女”。在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时，她和我说，是杨树唉，小杨，就是儿子的名字，不是吗？

如此，一年数次，她往返于日本、上海和内蒙古，呼吁捐款募集资金，带领志愿者去实地勘察种植，传递环保防沙知识，事事亲力亲为，渐渐从50岁出头，一路也就过了耳顺之年。

03

后来关于易解放的报道渐渐多起来了。时不时，就能在媒体上看见她的脸。

她立誓要用10年时间在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科尔沁沙漠种植110万棵树。11年过去，宏愿已经完成了，可她又在内蒙古多伦县启动了种植1万亩樟子松防沙林工程，继而又开始在内蒙古西部磴口县的乌兰布和沙漠种植梭梭林2000亩。

她说她已经停不下来，这次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儿子的心愿，而是她自己的心愿。“如果你看过那里的生态环境，如果你看过那里的孩子……”

“你停不下来的。”她说。

随着广而告之，每年总有百人和她同去内蒙古。她记每一笔捐款，做账管理，联系每一个有意参与的志愿者，安排前往内蒙古的时间、路线和住宿。哪怕只捐一棵树，她和丈夫也要回信感谢再三。就连出门坐出租车，她也会趁机对司机宣传和募捐一次。

2010年，易解放腹痛难忍，在志愿者的再三催促下，她才去医院体检，结果发现肠子里有癌细胞。但手术后第8天她就下床工作。2012年，伤口又痛了起来，回沪后发现已经肠粘连，急需再次手术。去年，她又一次躺在手术台上，但刚刚出院，她又出现在了去内蒙古的路上。

“我得到很多帮助，但并没有后继有人。谁能代替我呢？有时一些商会也请我去演讲，或者请我参加活动，我也要给面子的对不对？我不去，就少一笔捐款不是？”她说，笑笑，两颊都是细纹。

04

总还是有人会寻到易解放，要她一遍一遍讲她种树的初衷。如《祝福》里的人那样，特意寻了祥林嫂去那样，叫她重复丧子的故事。但易解放不恼，有人拿这些做文章或者煽情的切入点，也无所谓。她说她已经不再是为了自己。甚至房价这么高涨的年月里，她卖了在上海的一套房，继续贴补种树的事业。

十年，我见证她慢慢变老。也一遍一遍看着她在各类访谈节目里打起精神，说她的故事。我一直记得这个场景——2007年3月，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的二楼窗畔，窗外的春光。

这一天，是我第一次遇见易解放，当时58岁的她，第一次和我说到儿子的死。那天东二馆楼下，有棵三米多高的海棠正值花期。风一摇，粉色的花瓣，就像雨一样宛转飘落，有几瓣，随风旋至二楼的窗。易解放看到了，就停止了说话。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哽咽了，语调是平静的，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采访本身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我们俩静静坐在那里，一起看这棵树。飞上来的花瓣柔软地落在窗边，如有灵魂一般。

当她把头回转过来时，没有再说自己的事，而是问我：“你几岁了？”我说了年纪。她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伸出手想要比画一下，仿佛前面就有一个孩子似的，她说：“若是我儿子活着，就比你大一点儿。”我心里一动。这比后来她告诉我如何卖房种树、如何沙漠行走、如何夜里求雨更叫人心里酸涩。

对于母亲来说，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只有两类，比我家孩子大的和比我家孩子小的。她说她把儿子的墓带回上海了，每周都要去，贴着墓碑说话。

总有一天，一切会归于平静。没有话筒、灯光，没有镜头和讲台，也没有募捐和志愿者。但等到这普通的一家三口都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时，沙漠里的那些枝叶毕竟还在，在远离都市喧嚣的地方，婆娑声声，继续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