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白当黑

武松景阳冈（今山东聊城）拳打恶虎，李逵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刀劈四虎，是《水浒传》中最为经典的故事之一。两人打虎的地点相距不过350公里，居然有三只大虎、两只幼虎。艺术来源于现实，历史上，真的有虎多为患的现象发生吗？

理论上说，武松和李逵打死的应该是华南虎。除华南虎外，中国还分布有西伯利亚虎、孟加拉虎、印支虎三个亚种。史籍中“虎患”“虎害”“虎乱”“多虎”等记载，和这四种虎有关。正史中，历朝均有老虎横行的记载。早在商朝，商君武丁曾为猎虎进行占卜，说明当时虎患严峻。

唐宋时期，进入虎患高发时期。《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北平、登封、韶州、桐城等地均出现虎患。唐朝大历四年（769年）八月，“虎入京师长寿坊宰臣元载家庙，射杀之”。建中三年（782年）九月，“虎入宣阳里，伤人二，诘朝获之”。老虎的活动由野地进入了城镇，尤其是长安，对人畜伤害更大。

在宋朝，人虎关系同样紧张。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兽。俄而七盘县虎伤人，延钧又杀虎七以为献”。庆历年间，老虎盘踞在五原（今陕西定边）一带，导致“东西百里断人迹”。

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四月，宋太祖面对愈演愈烈的虎患，“遣使诸州捕虎”。即使有官方捕虎队伍的加入，依旧没有扭转虎患频发的状况。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再次下诏：“应有虎豹州县，令转运使度山林浅深，招置虎匠，仍无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杀，除官给赏绢外，虎二更支钱五千，豹二千，并以免役剰钱充。”官方强力打虎，反映了当时虎患的严重程度。唐宋时期的虎患呈现出南北皆有的特点，无形中增加了人虎遭遇的概率。

继唐宋之后，明末清初是第二个虎患高发时期。就全国而言，四川的虎患最为严重，这比武松和李逵两人面临的猛虎更可怕。

诗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记述：“虎豹形如魑魅饕鬄，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四川渠县人欧阳直的《蜀乱》直言：“（清初）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

笼统记载的资料尚且不忍直视，精确统计的数据一样血腥酷烈。清初南充县知县黄梦卜招抚当地人丁506名，结果被虎吞食228名，再次吸纳74名，又被虎扑食42名，他感叹：“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耶。”清初荣昌知县张懋赏主仆八人前往县城赴任，“方入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五人”。

清人刘景伯在《蜀龟鉴》中，对清初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做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1632年）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年）而后定”，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明末清初的虎患突显出危害性强的特点，进一步威胁了人畜生命安全。

出现虎患，不能像武松打虎那样，一打了之，要从根源上寻找原因。人虎矛盾日趋尖锐，和人口爆发式增长不无关系。两汉时期，全国人口由1300万增加到近6000万。至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人口增加到1.26亿。唐宋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迎来了第一次虎患高峰，人虎关系持续紧张。

人口規模实现翻番，土地开发随即上升，森林面积日益萎缩。面对栖息地不断压缩，老虎不得不走出丛林，直面人类，登堂入室，穿州过府，人虎冲突激增。南宋词人周文璞在《方泉诗集》中敏锐地意识到：“林麓已尽虎不见，迩来流民所蹂践。”说明人虎关系实质上是人地关系的表现。

第二次虎患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战争后遗症的产物。经历明亡清兴大变局之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康熙初年，整个四川人口由明末的600万锐减至60万，“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研究表明，唐宋时期成都平原的森林覆盖率降到20%左右。清朝入关之初，由于人口的减少，四川盆地原有经济开发区中的次生林和灌木林可能恢复到50%，山地乔木覆盖率高达80%。四川安县“明末遭献逆之乱，人民绝迹者数十年，山林深茂，清康熙雍正招民开垦，就地取材，修建屋舍至光绪年间取不尽而用不竭”。

在植被恢复的基础上，人为活动大幅减少。双重利好的促进下，老虎的生存环境明显改善。康乾两朝，朝廷采取招抚流民、鼓励生育和复垦荒地等措施，四川人口复增，经济增长。长期为患一方的老虎，“道咸而后，地阔人满，无复蹄迹矣”。

武松打虎和李逵杀四虎，是人虎冲突的一个缩影。20世纪中叶，9个虎亚种中，里海虎、爪哇虎、巴厘虎已经灭绝。随着人类猎杀和栖息地的碎片化，老虎已成珍稀濒危物种。“蒿莱满目，狼虎成群”的景象成为过去式。青山依旧，虎啸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