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蒙

游记作家保罗·索鲁在《旅行之道》中说：“苦难考验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素质：决心、冷静、理性、体力和意志力。”雷纳夫·法因斯1979年到1982年，跟同伴伯顿完成穿越两极的环球之旅。在做了动脉搭桥手术后，他还能在七天里跑七次马拉松。

但法因斯也有放弃的时候，前往北极，他冻伤后就返回了。美国记者克拉考尔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描述过人们攀登珠峰的热情：“那种习惯于将个人痛苦置之度外、奋力向峰顶攀登的人，往往也会忽视那些严重但迫在眉睫的危险迹象。这构成了每个珠峰攀登者最终都要面对的两难境地：想要成功，你就必须勇往直前；但若是过于勇往直前，你很可能会送命。况且，在海拔兩万六千英尺的高度，适度的热情和不顾一切冲顶的狂热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装酷指南》一书中说，冲浪、滑雪、跳伞、蹦极等运动很危险，也很酷。自由降落者间流行一句谚语：“有年纪大的跳跃者，也有勇敢的跳跃者，但是不存在年纪大又勇敢的跳跃者。”低空跳伞丧命的危险比高空跳伞高很多，因为距离坚实的结构太近，而且奇怪的是，由于没时间获得同样高的速度：速度更慢时，就更难控制自己的下降轨迹。低空跳伞不是开玩笑。一个狂热爱好者说，每周都会有一个低空跳伞者丧生。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跳呢？“对于危险的运动，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因。肾上腺素的冲击部分源自直面对死亡的恐惧。而这无疑会让人觉得十分酷。”

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潜力，但也很脆弱。比尔·布莱森在《人体简史》中说，我们的体温始终会保持在36℃到38℃这样一个狭窄范围内。稍微偏离一两摄氏度，都将带来很多麻烦。仅仅比正常温度低2℃，或者比正常温度高4℃，就会让大脑陷入危机，迅速导致不可逆转的损伤甚或死亡。为了避免灾难，大脑有一个可靠的控制中心——下丘脑，它告诉身体通过流汗来降温，通过颤抖来取暖，并将血液从皮肤转移到更脆弱的器官。

在高海拔地区，任何活动都变得艰难，令人力竭。约有40%的人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会出现高原反应。《极限生活》一书的作者阿什克罗夫特指出，1952年丹增·诺尔盖和雷蒙德·兰伯特攀登珠穆朗玛峰南坡时，5个半小时只前进了200米。

在艾伯塔省埃德蒙顿，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艾丽卡·诺德比，在隆冬的夜里醒来，只穿着尿布和一件轻薄上衣，从家里没有完全关好的后门走了出去。几小时后，人们找到她，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至少两小时，但当地医院小心翼翼地给她暖和身子，这奇迹般地让她醒了过来。她很快彻底康复，成为周围尽人皆知的“奇迹宝宝”。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几周后，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座农场，有个两岁男孩做了几乎相同的事情，也成功地苏醒过来，完全康复。换句话说，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身体才不想死呢！

孩子们在极冷条件下的表现，比在极热条件下要好，因为他们的汗腺尚未发育完全，无法像成年人般自在地出汗。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温暖的天气里，许多被留在汽车里的孩子很快就死了。在30℃的户外，密闭汽车的车内温度可以达到54℃，任何孩子都没法长时间承受。

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赞同男孩玩得疯狂一些，以培养坚毅的品格。他在《人生十二法则》中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男孩遭遇车祸的概率比女孩大多了，因为他们热衷于开着车玩漂移，飙车或在没有道路的地方飞驰更是家常便饭……玩滑板、攀爬吊车和跑酷都是男孩们用来激励自己成长的危险方式。当在这样一条路上走得过远时，男性相比女性便会更容易滑向反社会的深渊，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大胆的冒险行为都是有罪的。”

男孩们开车玩漂移的时候，是在测试汽车的极限、自己的车技，以及自己在失控状态下的沉稳程度。当他们反抗老师和权威时，则是在验证真正的、在危机中可以依赖的权威是否存在。他们退学后会在零下40摄氏度的钻油井工作，放弃所谓的美好未来。“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