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小戎

某985高校的本科生，获得了保送北大的资格，然后去选导师，看到北大一些博导本科读的是某某学院，说瞬间不想跟了、北大师资差。

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名校本科生鄙视其他地方考过来的研究生，觉得自己才根正苗红，本科教育更重要。少林寺弟子强过其他寺院的方丈？其实可能相反，外地本科生要更有天赋、更努力、更有追求，才会去考名校的研究生。你在名校本科时成绩好，而我们都知道本科毕业是怎么回事，严进宽出。名校通过多年努力，积累了师资，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长，有一定的惯性，到外界知晓它的名气时，它可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骄傲自大，坐吃山空。地方院校可能反而更努力地提升自己，更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名校就像大城市一样，需要外地向它输入新鲜血液，于是湘潭大学的硕士才成了北大的博导。

一些人本科时读的普通院校，然后考研时考入名校，这可以说是一种逆转，最后以弱胜强。《纽约客》记者格拉德威尔在《逆转》一书中说，占优势的一方因为太依赖于既有的优势，往往对环境的变化后知后觉，这给了劣势者逆袭的机会。当条件达到时，劣势一方会迅速占领新的优势，而原有的优势者因为沉没成本，对新的方向跟进力度不足，最终会被劣势方淘汰出局。

这位同学如果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选导师，可能还看不上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1896年10月考入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这是一所技术师范学院，名气不如附近的苏黎世大学以及日内瓦和巴塞尔的大学，直到1911年才有资格授予博士学位。

爱因斯坦说，他的老师韦伯讲授热学的技巧高超而娴熟，另一位物理教授让·佩尔内，负责爱因斯坦的实验课和物理实习。在佩尔内开设的物理实验入门课上，他给了爱因斯坦最低分1分。在联邦工学院的四年学习中，爱因斯坦所有的理论物理课程都得了5分（满分为6分），而大部分数学课，特别是几何学，都只得了4分。

名校的学生之所以优秀，往往不是因为老师的栽培，而是他们本身天资就高，学校又能提供各种硬件、有更多的学术交流活动。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著有《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书，他说他读北大的时候不怎么去上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图书馆看书。

《爱因斯坦传》中说，瑞士联邦工学院的许多课程似乎有些陈旧，爱因斯坦和朋友们开始自行研读最新的理论。“我经常逃课，在家里怀着神圣的热忱研究理论物理学大师的杰作。”他回忆说。这些在业余时间阅读的内容包括基尔霍夫的辐射理论、亥姆霍兹的热力学理论、赫兹的电磁理论、玻尔兹曼的统计力学等。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说，瞧不起文凭低的人是一种被过度容忍的偏见，导致很多人吹嘘自己的文凭。1987年，拜登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一位选民问他上的是哪所法学院，他吹嘘说：“我是靠全额奖学金上的法学院，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毕业时拿到了三个本科学位和165个学分。”事后核查发现，他的成绩在班上垫底，只获得了一个本科学位。

985本科生是从高三学生中择优录取的。桑德尔说，即使是最聪明的招生人员也无法精确地评估18岁的学生最终会做出哪些杰出的贡献，无论学术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能发现一个数学天才，但一般来说，甄别天赋是更复杂、更难以预测的事情。

想一想，要评估才能和技能是多么困难。诺兰·莱恩是棒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投手之一，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入选棒球名人堂。他在18岁的时候参加棒球选秀，直到第12轮才有球队签下他。在球队选中他之前，球队选择了其他294名看起来更有前途的球员。汤姆·布雷迪是橄榄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之一，到第199顺位才有球队选他。即使是像投棒球或橄榄球这样的有限天赋也很难准确预测，该有多愚蠢，才会认为能够预测其他对社会或未来某个领域产生广泛而重大影响的能力。

有的人本科没有考上名校，可能因为他们是大器晚成型。美国作家格拉德威尔说，关于天才，一般人总认为与“早成”密不可分——我们总觉得，真正的创意，必须基于年轻人的清新与奔放。奥逊·威尔斯的杰作《公民凯恩》问世时，他才25岁；赫尔曼·梅尔维尔32岁完成的巨著《白鲸记》，是他从20多岁时开始写的；莫扎特21岁便完成了他划时代的《降E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在其49岁时出版，而《鲁滨孙漂流记》是丹尼尔·笛福在58岁那年写成的。

毕加索20多岁完成的作品，价格是其60多岁完成的作品的4倍；然而塞尚恰好相反，他60多岁创作的绘画作品，价格是其年轻时创作的作品的15倍。年輕人的清新、活力与冲劲，没给塞尚带来什么，他属于大器晚成。天才如毕加索，他们一切都从“观念”出发，而且有清楚的念头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接着便是执行。大器晚成者的方法刚好相反，他们比较喜欢采用实验法。

本科读的名校，只能说明你高中时很优秀。本科读的普通院校，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还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然后一朝醒悟，毕业时奋起直追。有的人甚至到了中年还跨专业、开始学一门新的技能，最终成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