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章含之
妈妈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的生母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她已经40多岁的时候，才和她有正式而且相对多的接触的。妈妈进章家门的时候不到1岁，她成为外公第二位太太——溪夫人的女儿。溪夫人就是我的外婆。妈妈从小没有得到什么母爱，溪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姨太太，每天打麻将，在外面吃饭，妈妈几乎是几个江北的阿姨带大的。我想妈妈小时候过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只缺爱的生活。记得妈妈说，她小时候信天主教，经常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发呆。
外公和溪夫人的感情并不好，抗战的时候，外公就把溪夫人和妈妈都留在上海，并没有带去重庆。这使溪夫人很不高兴，而且居然在上海认了一个“干儿子”。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说，外婆那时候就对她不管不顾了，每天让这个“干儿子”骑自行车去接她回家。有一回，回家的路上下大雨，这个“干儿子”骑得特别猛，居然把妈妈甩在马路上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察觉这个7岁的孩子已经摔在马路中间，到家以后才发现后面没有人了。妈妈说，她只好坐在马路牙子上挨雨淋，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被领回家。
妈妈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她的生母通过我的爸爸，又找到她。据我爸爸说，那是因为他认识我的亲生舅舅，也就是妈妈同母异父的哥哥。当时妈妈非常激动，这似乎解释了她小时候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幸。当时，妈妈甚至想脱离章家，回到自己生母身边。这事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而那时候的革命教育也迫使妈妈认为，她的生母放弃她肯定是因为太穷，而穷人都是好人;反而，像章家这种封建家庭一定是反动的，她如果投奔她的生母，那简直就是革命的一步。而就在她下决心要走出章家门的时候，妈妈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秘书找去谈话。他告诉妈妈，章士钊是共产党统战的对象，党不希望在他刚刚回北京几年内，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丢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党需要妈妈待在章家，好好当女儿。在那个年代，这句话可能比什么“养育之恩”之类的人之常情更能说服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也就这样，妈妈留在了章家。但是从那以后，她一直偷偷跟自己的生母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去探望她。她一直希望这个生母能够给她一生渴望的母爱。
由于妈妈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她不知道如何向我交代这么复杂的家庭背景。更何况，溪夫人——我的外婆疼爱我，对我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外公章士钊80多岁终于有了个第三代，对我更是百依百顺。我从小跟我外公、外婆在四合院里长大，是他们在动荡的岁月中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妈妈知道我和外公、外婆感情深厚，这就让她更不好告诉我家里这些复杂的背景。1976年夏天，我从美国回来过暑假，就在唐山大地震的头一天，妈妈跟我说：“明天去火车站接你的外婆。”
我以为是我外公的第三位夫人从香港回来了，“殷婆婆回来了吗？”我问。
“不是的，”妈妈说，“明天早上你去之前我再给你解释。”
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妈妈和乔冠华当然连夜去了外交部。早上，妈妈来了电话，说来不及跟我解释了，但是让我8点半赶到北京站，在右手的大钟下面会有一男一女，那是我的表哥和表妹，男的叫瓶瓶，女的叫罐罐。他们是去接他们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外婆的。然后，不容我再问任何问题，妈妈就把电话挂了。
那年我15岁，在纽约已经住了3年，从我的视角来看，1976年的中国本来就是一部超现实电影。所以，地震震出来个莫名其妙的“外婆”和两个叫“瓶瓶”“罐罐”的表哥表妹似乎非常正常。
我对妈妈的生母——我的亲外婆的态度跟妈妈正好相反。我记得这个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太太是个非常势利、不真诚而且话实在太多的老太太。在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在饭桌上热泪盈眶地对我说“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一家团圆”。我当时觉得这是在变相地骂抚养我长大的外公外婆，所以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在乔冠华去世之后，妈妈最需要亲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选择了跟已经被她遗弃过一次的女儿划清界限。
妈妈是个传统的女人，她太把男人当回事。我总觉得她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有这种思想的女人，最后总是要找一个值得她彻底自我牺牲的男人。在妈妈的一生中，这个人就是乔冠华。他们在有生之年没过太多的好日子，光隔离审查就有两年。而乔冠华走了以后，妈妈守了25年寡。在这25年中，妈妈写了4本书，每本书的主角儿都是乔冠华。在公众眼里，这是她的美德，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子应该做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她悲壮的地方，也是她为什么是悲剧人物的原因。
我很想她，很想再有一次机会让我改变她的悲剧命运，让我再有一个机会让她在最后的25年里过得更加开心一些。可惜，我不会再有这个机会，这将是我终生的遗憾。
（张晓玛摘自人民出版社《献给母亲的礼物》一书，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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