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茜刘畅

上大学后，小吴发现自己经常身处“不知当讲不当讲”的纠结中：小组作业碰上划水的队友，倘若对方是不太熟的同学，还能轻松地提出意见；若是自己的朋友，聊天框里的字打了又删，就是迟迟按不下“发送”。同样的纠结也发生于宿舍中，对铺起床的动静远胜闹钟，提醒后室友虽会道歉，却依旧改不了这点。几次三番，他不由为难，想直接表达自己的不适，又觉得十分别扭。这种困扰正是“00后”在大学阶段人际关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大学生活的开始，正是年轻人离开熟悉的社会环境、独立面对复杂集体生活的开端。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在同一个空间中学习生活，想要各自相安，探索彼此的社交边界成为绕不开的步骤。

不仅宿舍关系需要摸索，小组关系同样让人头痛。在大学，小组作业也被称为“小组作孽”，其恐怖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平常“人还不错”的朋友在小组里是什么样子。更恐怖的是，无论遇到的是认真靠谱型还是摸鱼划水怪，你都必须学会处理与其的关系。但不管朋友在小组中表现得多么糟糕，直接指责或撕破脸皮的人还是少数。年轻人更愿意让其他组员发表意见，或是直接将对方的那部分工作重做，不想因为小组作业破坏彼此的情谊。无论是与朋友、室友还是同学相处，年轻人都表现出一种倾向，对伤感情的恐惧胜过忍受不便的痛苦。根据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的观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可以按照亲疏程度分为三个类型，依次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其中朋友、同学、室友等都属于熟人关系的范畴。

从中学迈入大学，意味着年轻人需要构建新的熟人关系。而从陌生人变为熟人，则需要付出时间、人情和信任，高昂的经营成本让每一段关系都弥足珍贵。熟人关系中的两人如果互动不好，还会产生耻感、焦虑或愤怒等负面情绪，为了避免产生这些以熟人为对象的不良情绪，中国人比较会采取合理化与自卫性投射等防卫方法。因此对犯下的错误，熟人往往会选择设法通融，而不是轻易指出。

难将意见说出口，还与我国根深蒂固的“和文化”息息相关。杨国枢指出，中国文化的和合性落实在社会关系上，便是强调与追求所有人际关系的和谐。都十分注重和谐观念，传统中国人对不和谐或冲突会形成焦虑甚至恐惧。

当然，维持一段良好的关系不可能只靠默默忍耐，或是等待一切不好的事情自己消失。无论是直面问题，还是回避矛盾，都不失為一种解决方式。在被小组作业折磨两年后，小吴得出了一个教训——只和磨合多次的固定组员合作，其他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要轻易答应对方的组队请求，从此摆脱了小组作业中99%的社交烦恼。至于室友的习惯问题，他下定决心和对方认真谈一谈，虽然不一定能改变清晨的“叫醒服务”，但至少自己明确表达了希望改善现状的意愿。将控制情绪的权利拱手交给他人时，人际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在因他人的行为感到不快时，提醒自己是否先默许了对方越过自己的边界，倘若答案为肯定，那么现在永远是重新厘清这一范围的最佳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