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鞋
1955年我来北京上大学，母亲给我做了两双布鞋，我以为这足够我穿一年的了。哪里想到来北京后，在去学校的路上看到：农民穿着袜子和布鞋在地里耕地。我们几个从福建来的学生大为惊奇，觉得这在我们家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那里都是水田，一脚下去就没膝深，你穿着鞋袜如何下田？当然大学同学们平时进出都一律穿布鞋或胶鞋，个别有钱的穿皮鞋。我却觉得不习惯，不如赤脚自在。
起初半个月，只好“入乡随俗”，勉强穿布鞋去上课。过了些日子，我们三个福建来的同学基于共同的感受，就议论着要“革命”，要把北京人的这个“坏习惯”改一改。我们约好同一天在校园里当“赤脚大仙”。哦，赤脚走在水泥地上，吧嗒，吧嗒，凉凉的，硬硬的，平平的，自由自在，那种舒坦的感觉，简直美极了。虽然我们三人的举动引来学校师生异样的眼光和窃窃私语，但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城里人的“偏见”罢了，他们看看也就习惯了，况且“学生守则”里并没有一条规定：学校里不许赤脚。就这样我们大概“自由”了半个月。有一次，校党委书记给全校师生做报告，在谈到学校当前的不良风气时，突然不点名地批评了最近校园里有少数学生打赤脚的问题。党委书记严厉地说：“竟然有学生赤着脚在校园里大摇大摆，像什么样子，太不文明了吧。”我们第一次听到赤脚“不文明”的理论。我们赤脚的自由生活方式不堪一击，“自由”一下子就被“剥夺”了。
于是母亲做的布鞋成为我生活的必需。似乎母亲是有预见的，要不她为什么要往我的行李里塞两双布鞋呢？可布鞋毕竟是布做的，并不结实。当北京的杨树掉叶子的时候，第一双布鞋见底了。等到冬天的第一场雪降落大地，让我这个南方人对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欢呼雀跃的时候，我发现第二双布鞋也穿底了。我那时每月只有3元人民币的助学金，只够买笔记本、墨水和牙膏什么的，根本没有钱买对当时的我来说很昂贵的鞋。我天天想着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她会给我寄布鞋来。又害怕地想：她不会忘记吧？如果她记得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呢？什么时候可以寄来呢？从家乡寄出，路上要经过多少日子才能到北京呢？路上不会给我弄丢吧？在等待布鞋的日子里，我能做的事是，将破报纸叠起来，垫到布鞋的前后底两个不断扩大的洞上维持着。可纸比起布的结实来又差了许多，所以每天我都要避开同学的眼光，偷偷地往布鞋里垫一回报纸。而且每天都在“检讨”自己：某次打篮球是可以赤脚的，某次长跑也是可以赤脚的，为什么自己当时就没有想到布鞋也要节省着穿呢？弄到今天如此狼狈不堪，这不是自作自受吗？北京的冬天刚刚开始，我就嫌它太漫长了……我一生有过许多的等待，大学期间等待母亲的布鞋是最难熬的等待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母亲做布鞋复杂的全部“工艺流程”，可在那些日子连做梦也是母亲和祖母在灯下纳鞋底的情景了。
在春节前几天，我终于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两双新的布鞋，在每只布鞋里，母亲都放了一张红色的剪纸，那图案是两只眼睛都朝一面的伸长脖子啼叫的公鸡。我知道这肯定是母亲的作品，以“公鸡啼叫”的形象对我寄予某种希望。我从小穿的就是母亲做的布鞋，但从未如此认真地、细心地、诗意地欣赏过她做的鞋。我抚摸着那两双新布鞋，觉得每一个针眼里都灌满了母亲的爱意与希望，心里那种暖融融甜滋滋的感觉至今不忘。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你热衷的事情都会转瞬即逝，不过是过眼烟云，唯有母亲的爱是真实而永恒的。 （天堂飘雪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旧梦与远山》一书，本刊有删节，赵希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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