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中百味
昔日，我还没有独饮的习惯，常常是在频频的碰杯声中，走向感情的极致。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书斋里曾聚集了20多位友人，大家频频举杯，直到尽欢尽兴后才各自离去。随着生命年轮的增长，友人都进入了老年，那样开怀畅饮的相聚时光一去不复返，有的朋友甚至提前去了天堂，如叶楠、朱春雨。我时常回放那盘记录着书房饮酒畅谈画面的录像带：王蒙、张洁酒后的爽声大笑，李国文与刘心武的杯前低语，莫言、张抗抗与梁晓声的酒后红腮……这些画面都令我在回忆往昔时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之所以有如此感受，实因随着岁月的流逝，饮酒的知音越来越少了不说，一些昔日善饮的友人，大都活得越来越谨慎，把舒筋活血的美酒视若长寿之大敌。我则无意改变生命轨迹，这是因为我没有死在20年前的风雪驿路上。自视为“超期服役”的士兵，已是“物超所值”，没什么可畏惧——正好与友人们的忌酒行为相反，我每天适量地饮上两杯，在杯中享受中国美酒的甘甜清冽，同时感悟着百味人生。
独饮过程中有不少插曲。一次，我在楼下的餐馆独坐，饮到得意之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海岩吗？他也看见了我，亦觉惊奇。他看着我破旧的酒瓶，问我喝得什么酒，我答：“败絮其外，金玉其中。”为了携带方便，也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我把茅台酒倒进了小瓶子里。饭馆女老板是个文学迷，曾看过海岩写的《永不瞑目》，除了免单，还特意跑回家取来数码照相机与海岩合影留念。她说：“果然真人不露相，从老不修边幅，初来我们这儿吃饭时，我还以为是哪个单位看大门的，你们这行的人，真有点‘败絮其外，金玉其中’，看海岩老师这身打扮，不就像个小小办事员吗？”
还有一则酒事趣话。一日，我见一个的哥把车停在了门外，走进餐馆，恰好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他开口就要了一小瓶二锅头。我开始不安起来，酒精对于开车这个行当，显然是无形的杀手，于是我向服务员要了一瓶牛奶推到他的面前，同时用手指了指餐桌旁张贴着的宣传画——司机一滴酒，行人千行泪。这位中年司机顿时愣住了，苦笑着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天天疲于奔命，闲下来就想喝上两口。”我说：“我留下你的酒，你喝我要的这瓶牛奶，算是等价交换吧，怎样？”老的哥非常爽快，把那瓶牛奶一饮而尽。
望着窗外，纷繁尘世中，每个人都在生活的圆圈中旋转：外地来京的打工者，疾如星火地穿梭于街道寻找生计；北京的大爷们，手提鸟笼优哉游哉地享受着人间的清闲；有车族开着轿车匆忙过市，去开拓新的生财之道；一些时尚男女喁喁私语，不知彼此倾吐的是真情，还是假意；某些养狗族，看宠物在街头拉屎装作目盲，还要装出一副白领的风姿；那些蹬着平板车收购旧电器的人，声声吆喝，流露出城市打工族生活的艰难。
大概出于职业本能，我也不难分辨进餐馆里的客人，哪个是用公款吃喝的官员，哪个是自掏腰包的百姓，哪个是一夜暴富的小老板，哪个是败走商海的不幸儿……某些戴有乌纱帽的食客，举手投足之间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官气。有一天，我认识的一位文坛官员带着同僚走进餐馆，我看见了他淋漓尽致的人生表演。与同僚们喝到腾云驾雾之际，他先评文坛张三，又议文坛李四，说到得意之处时，便自吹自擂开了：“当个头头容易吗，要有应对上下的本事。文坛自古就是是非之地，今天文坛更是上下左右、八面来风的风口，哪边吹来的风，你都不能不加理睬，不然你头上的乌纱帽，就被刮到天边去了……”我不禁窃笑起来，这与我在会议上见到的道貌岸然的他，判若两人。酒浆真是好东西，能去掉假面，还其原形。
细想起来，不独独是他，中国文人自古就有这毛病。被后世誉为诗仙的李白，在奉诏进长安时，不是也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心灵自白吗，何况天下芸芸众生乎？但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与钻营仕途的文人截然不同的形象。晋时的陶渊明自摘乌纱之后，归隐田园喝自酿的美酒；《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婉拒朱元璋让他为官的邀请，当与大自然为伍的山农。古人说得好，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因而人生就像城市的立交桥那般，东、西、南、北、中，各走各的道。
然而，当我们回首历史时，不难发现一个真理：能流传下来的好诗章，多出自落魄文人的笔下。无论是李白还是白居易，抑或是骆宾王、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元稹、韩愈、刘长卿……他们在逆境中的诗作，大都超越了飞黄腾达时，字句中更具有悲悯人生的色泽。
为什么？因为他们从社会中心移位到了社会边缘，更加关注底层人民的艰难了。也许人在边缘，头脑才更加清醒，眼睛里更容不得沙尘。这是我临窗独饮时，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人生悟语。 （步步清风摘自《四川日报》2016年4月15日，王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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