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
这次，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会在几周后死去;父亲可以接受化疗，如果起作用的话，能多给他几个月的生命;父亲也可以接受放疗，不过很可能它带给父亲的伤害要大于助益;或者可以通过手术，把父亲的舌头和喉咙摘除掉——那是个复杂的耗时将超过10个小时的手术，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医生们认为这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个主意。“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再需要一条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他这样告诉那个年轻的肿瘤专家，“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我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它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如果手术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和进行康复治疗。这可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给了她一个固执的笑容，“如果生活质量好，那最好不过;如果不好，那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在我们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5岁。我们准备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父亲是个商人，不是穿着西装三件套的企业大亨，只是一个平常的喜欢做买卖的人，而如果他不能买或卖的话，他就准备租进或租出。对他来说，生意是与人会面、交流、筹谋的方式。如果让他去书报亭买包烟，10分钟之内他就会跟柜台后的家伙聊起一个可能的合作项目。“当下我们真的遇上了一个理想情况，”他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我没多久就完蛋;做放疗，我的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在手术中活不下来，因为我已经84岁了。你知道我有多少块地是在这种情形下买来的？当所有者不想卖，而我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的时候？”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7岁的时候，我们搬家。我们的新居与旧公寓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很爱旧公寓，但父亲坚持要我们搬去一个更宽敞的地方。“二战”期间，我父亲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600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当苏联人解放了那个地方，军人们不得不把我父亲和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父亲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事实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想让我们搬去一个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当父亲打定了主意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们打算搬离已经被他出售的旧公寓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公寓。我们都洗了澡，穿上了我们最好的衣服，虽然我们知道去那儿并不会见到什么人。不过，毕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新公寓的。
公寓虽然已经竣工，但还没人入住。当父亲确认我们每个人都进了电梯后，他按了5楼的按钮。当时，那幢楼是那个街区唯一一幢有电梯的建筑物，电梯短短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颤。父亲打开了新公寓坚固的大门，开始向我们展示房间。先是儿童房，再是主卧，最后是客厅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在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中狂喜不已。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客厅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板着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地上没铺瓷砖啊。”母亲低声咕哝着，低头看看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和哥哥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都已发现没铺瓷砖，但是由于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在我们搬过来后，我是要铺瓷砖的，”母亲用她最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如何擦瓷砖，而不是沙子。”
“你说得对。”父亲说着，试图去拥抱她。
“我说得对这个事实不能帮我打扫干净房间。”母亲说。
“好了，好了，”父亲说，“如果你不再抱怨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的话，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的时候，欢乐气氛少了许多。
当我们几周后搬进新公寓时，地面全铺上了瓷砖，每个房间一种颜色。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以色列，只有一种颜色——芝麻色的瓷砖，而我们公寓的彩色瓷砖——红色、黑色、棕色，与我们曾见过的任何瓷砖都不同。
“看见了吗？”父亲自豪地吻着母亲的额头，“我说过我会考虑这事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了他是怎么办到的。那天当我一个人在家洗澡时，一个灰色头发、穿着领尖有纽扣的白衬衫的男人带着一对年轻情侣进了浴室。“这些是我们的‘火山红’瓷砖，直接进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上的瓷砖说。那个女人首先注意到了一丝不挂、浑身打着肥皂的我正盯着他们。他们3个人迅速道歉，离开了浴室。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这才揭开了他的秘密。由于他没钱买瓷砖，他就和瓷砖公司达成了交易：他们免费提供瓷砖给我们，而父亲让他们把我们的公寓当作样板房。
出租车已经到了我父母现在住的大楼楼下，当我们下车时，父亲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当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样都是赚了。”他重复道。当我们打开公寓的门，扑面而来的是愉快、熟悉的气息，十数种颜色的瓷砖，以及唯一的强有力的希望。谁知道呢？也许这一次，生活和父亲也会令我们惊讶不已地达成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易。
（笑 儿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好的七年》一书，李晓林图）
我的书里塞满了各种琐碎玩意儿，比如旧时的信笺、购物清单……它们总是伺机透露一些已被遗忘的秘密。书有两个生命，它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见证了我的生活。看到书架上的一本书，跟随在复习它的内容之后，是我阅读它的那段时光的记忆，思想随着文字起伏，在哪个标点处波动，在哪处段落尾卷入情绪，全部都翻涌上来，重新演绎一遍过往。我阅读书本，它们也在观察我，不动声色地把我的生活拓印进它们的身体里。
——安妮·弗朗索瓦《读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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