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在父亲生命中的雪
这是新疆作家刘亮程在《寒风吹彻》里的一段话。父亲节来临之际，它催生了我潜藏的泪水，将我带进那久远的艰难岁月，也让我分外清晰地看到了那些落在父亲生命中的雪。
查出患心脏病和高血压时，父亲才三十出头，那时我刚上初中。那时候的秋天好像特别冷，9月一开学就需穿上夹衣了。我每周都要穿过四五里长的田间小路回家，带着一罐头瓶腌菜和五毛零花钱返校。
开学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我回到家，意外听到母亲边哭泣边说：“你这病要长期吃药，又不能负重，卖棉花的白条不晓得哪天能兑现，我看就让蓉儿去学裁缝吧。湾子里就她一个姑娘在读书了……”
父亲的声音干脆利落：“蓉儿聪明，是读书的料。这话以后不要再提。我这病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要命，咱们悠着点，日子能过得去的……”
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径去厢房找饭吃。只是后来在返校时，拒绝接受父亲递过来的五毛钱。父亲没有勉强，他默默推出自行车，送我上学。
乡间土路，逼仄坑洼，一边是水沟，一边是田地。自行车买回家才半年，父亲车技不佳。我在车后座上摇晃，提心吊胆。
过谭湖段时，猛一阵颠簸，父亲和我连人带车翻到田里。我只是被稻草扎了一下，并无大碍。父亲却歪在车下，挣不起身子来。
在我的帮助下，父亲才重新站起来。他拍拍身上的泥土，有些尴尬地笑了笑，随即提出要我坐在车上，他继续推车行进。
我说学校快到了，你先回去吧。他没有坚持，叮嘱我好好念书，就调转车头。
绚烂的夕阳余晖中，他摇晃在自行车上的黑瘦的背影，显得那么单薄而苍凉。我不忍看第二眼，铆足劲儿朝学校奔跑。
回到学校，在书包的夹层里，我发现了被刻意藏着的五毛钱。每周的这五毛钱，是用来补充维生素的。
那时候，我们自己淘米，用铝盒煮饭吃。下饭的菜，就是从家里带来的酱萝卜、洋姜、霉干菜之类。条件好点儿的学生，可能会带些榨菜炒肉、干鱼什么的。父亲说光吃腌菜不行，要我打点青菜，补充维生素。
五分钱一个的青菜，我本来就舍不得买，这时更不会了。我的零用钱都花在了买纸笔和蜡烛上。晚自习下课后，教室就停电了。还想学习，就只能点蜡烛。一支蜡烛八分钱，能点两个晚上。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蜡烛那淡淡的熏香味，记得镜子里那黑黢黢的鼻孔，记得考了好名次后老师那高分贝的表扬声，记得同学们羡慕和嫉妒的眼神。
说到底，那时我更沉浸于小我的感受，并深以自己的刻苦努力为荣。当我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奋斗的时候，我看不到落在父亲身上的雪，那沉甸甸的雪。
又一个周末回家，见到一脸苦相的大舅正在堂屋里跟父亲说着什么，之后，父亲踅回房里拿出一张条子交给他：“这是150块，你先对付一下。以后，不要再赌了……”
大舅走后，母亲嘟哝开来：“我们的日子都愁得没有法子，你倒是会做好人，给他钱，丢到无底洞里……”
父亲沉下脸来说：“你忍心看着你兄弟被别人下胳膊下腿吗？他求到我们这里了，总不能让他空着手回去。”
然而，父亲的不忍，终是将自己拖进了更深的冬天。那时候，除了田地的收入，我家再没有其他来钱的途径。家里意外支出的这150元钱，只能通过精打细算、节衣缩食来弥补了。
那一个秋冬，我们连红薯和甘蔗都没有吃足，更不用谈鸡蛋和面饼了。所有能换钱的东西，都被父亲打进了算盘。
红薯和甘蔗都被择优下了窖，留待正月里卖钱。芋环、慈姑各留了两碗，用来招待拜年的客人。花生就炒了一筛子，过年塞了一下牙缝。元宵节，我们甚至连蒸肉都没吃一片。就是这样，我还是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我们只有90块钱了。”
记忆中，每年的元宵节晚上，父亲都要跟母亲交家底。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姐弟每学期的学费就得二三十元，还有种子、农药、化肥，以及三亲六眷的红白礼金，都是逃不脱的开支。我不晓得父亲是怎么用这90元让全家渡过难关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没有向别人借钱。
父亲外表瘦弱，骨子里却硬气得很。他一生都没有向任何人借过一分钱。家里造了两栋房子，都是把材料和钱攒齐了才开工。对家庭事务，他长计划短安排，从不打无准备之仗。后来，即使因病下了辞世的决心，他也是把自己的丧葬费用凑够了才离开。
父亲总是说：“节省要从坛子口开始。”意思是等一坛子米快吃完了，再节省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吃过麦米粥、杂粮焖饭、高粱粑子，但我们家的大米缸从未空过。我们穿过补丁缀补丁的衣裤，但我们在冬天从未挨过冻。
我们生命的每一抹暖阳、每一缕清光，其实都是父亲用孤独的雪擦亮的。现在，当我为了给儿子买房，而甘愿长年累月地躬耕匍匐（在格子里），每天忍受十几个小时的煎熬时，我总是想起父亲，想起他为我们所默默承受的苦，那些不曾诉说的累，那些悄悄化掉的冰……
父亲，一直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落在他一生中的雪，今天，终于被我看见。
（梁衍军摘自《解放日报》2016年6月19日，杜凤宝图）
为了您更好的访问本站，请使用手机或平板自带的浏览器可获得更佳的浏览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