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必要
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我们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
坟却没有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不留痕迹。父亲满山跑着找，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的一个标志，说：“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你们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凿着碑石。父亲憋红了脸，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把那儿看了很久。又是无言。离开时我对他们俩说：“也好，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
虽是这么说，心里却空落得疼。
我当然反对大造阴宅。但是，简单到深埋且不留一丝痕迹，真也太残酷。一个你所深爱的人，一个饱经艰难的人，一个无比丰富的心魂……就这么轻易地被删减为零了？这感觉让人沮丧至极，仿佛是说，生命的每一步原都是可以这样被删除的。
纪念的习俗或方式可以多样，但总是要有，而且不能简单，务要复杂些才好。复杂不是烦冗和耗费，心魂所要的隆重，并非物质的铺张可以奏效。可以火葬，可以水葬，可以天葬;可以树碑，也可为死者种一棵树，甚或只为他珍藏一片树叶或供奉一根枯草……任何方式都好，唯不可简单了事。任何方式都表明了复杂的必要。因为，那是心魂对心魂的珍重所要求的仪式，心魂不能容忍对心魂的简化。
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被删减到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被删减到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被删减到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被删减成一分光荣加一分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难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被删减但不容被删减的。
（六月的雨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日常生命观》一书，李小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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