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发达国家
过去数年，我多次往返于美国、日本、欧洲，在跨文化的交流和观察中，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从布鲁克林脏乱的河滨公园遥望曼哈顿岛，我觉得似乎并不比从外滩眺望陆家嘴更令人惊叹;从杭州到上海，“和谐号”曾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飞驰，但从东京去仙台，东北新干线的时速却鲜能超过250公里;在德国汉堡，当地正如火如荼地推进智能城市建设，但所用互联网技术却并不比北京的更先进……
30年前，当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会被机场、高速公路、超市、摩天大楼所震撼。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觉冲击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乎，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算是发达国家呢？
当然，是不是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国民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近年来我在跨国旅行和采访中，渐渐形成了一些主观判断方法。概括来说，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在三个方面付出。
首先，为弱者付出。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弱者地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堡，公交巴士到站后，会利用液压侧倾车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上下车;在东京，所有地铁车门上都刻有盲文，以便告知盲人所在车厢的位置;在美国纽黑文，政府补贴令当地穷困人群得以和耶鲁医学院的博士生住在同一幢公寓。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例如服务于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经济效益），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埋单。反之，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由弱者为强者埋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在汉堡，一位思科公司的经理向我展示他利用捐款开发的难民医疗服务集装箱，专为涌入德国的难民提供医疗帮助。
在很多人看来，带来社会问题又不产生经济效益的难民不受欢迎，而思科的这位经理却坚定地说：“他们需要帮助。”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其次，为细节付出。注重细节品质，而非宏大外观，这或许是我所去过的发达国家的共性。东京成田机场或许不如北京首都机场现代化，但新宿街头的公厕设施，绝对堪比北京的五星级酒店。虽然中国一座三线城市的高楼大厦都不逊于大阪，但在日本，无论我到再偏僻的小城，都可以放心地直饮自来水。
为细节付出，还意味不着急。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好友为我介绍当地社区的发展情况。在一块荒地前，朋友说由于该地曾被用作化工厂厂房，当地政府花了40年时间仍未完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清理，因此即便地价很贵，也不得不闲置荒废。
面子易学，里子难补;经济发展可以很快，但社会发展则需要耐心。吹嘘高楼大厦硬实力，忽略生活品质软实力，这不是发达国家的心态。
再次，为未来付出。在人口仅有12万人的德国小城博特罗普，我拜访了刚成立不久的大学HRW，这是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共有70多名教授。市长蒂施乐说：“我们需要为城市的未来投资。”这让我联想起我的故乡，全国百强县排名前列的江阴，拥有36家上市公司、160万常住人口，却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在博特罗普，我还参观了一所名为“未来之屋”的公寓改造项目，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筑更加环保节能，但改造成本通过租金回收至少需要15年。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投资者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未来。
在油价便宜的美国，美国人民仅仅为了一个环保理念，自2000年以来购买了160万辆比同等规格汽油车价格贵一倍的丰田混合动力车普锐斯。在德国，为了支持绿色电力的发展，德国人民在过去10年忍受了电价翻番。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实则都是在为未来付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只斤斤计较眼前的经济利益，只愿意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品埋单，不愿意为未来做长远规划和投资，这个国家则很难从“跟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升级成“引领发展”的发达国家。
结束在德国的访问后，我颇为感叹，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的建筑，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中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什么叫发达？”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说，“发达的建筑、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
（汪 栋摘自《中国证券报》2016年7月9日，刘 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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