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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嫌弃的我的前半生

网络8年前 (2017-12-03)文摘阅读1974
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一直是一名好学生了。从班级前三,到稳坐第一,然后是年级前十,最后是全校第一。可是,突然学习好起来不是因为我脑子开窍了,而是因为一场期末考试。

  此前,我对考试没有多么深刻的记忆,成绩中等偏上,学习谈不上多么用功。那场期末考试,我排名第15位。在一个80人的庞大班级里,这个成绩使我自我感觉良好也是说得过去的。放学后,我向妈妈汇报成绩,她的反应却泼了我一盆冷水:“考成这样还高兴呢?”语气很硬,像房檐下还未消融的冰凌。15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北方冬天刚刚擦黑的傍晚,妈妈在前面走着,不牵我的手,没有跟我多讲一句话。县城的街道坑坑洼洼,我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踉踉跄跄。隐约中,我明白这是一场沉默的惩罚。我内心委屈,也无人倾诉,只是暗下决心:下次考第一就不會被妈妈讨厌了吧。有人说,中国的学校教育有利于女生,她们比男孩子更有耐心,肯长时间坐在书桌前反复背诵、练习。其实,我们的耐心大多是为父母的意志所迫,女生只是更不敢反抗父母吧。成绩是我取悦母亲的资本,我活在如果不努力、不优秀,就不值得被爱的恐惧中。

  妈妈出生于普通农家,兄弟姐妹6个,她靠着勤奋好学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端上了人民教师的铁饭碗。我出生那年,妈妈才21岁。身世背景加上年轻气盛,使她养成了不服输的要强个性,就连跟我爸吵架她都要争个上风。她就像自己教的数学,充满了几何的棱角分明和线条的理性直接。她用毛笔书写“拼搏”,贴在我的卧室床头,白纸黑墨,没有装裱,赫然可见。中学宿舍卧谈会时,大家聊起父母唤自己的小名。有人叫宝贝,有人叫丫头,我当时很紧张,担心被人问到,因为我从未被这样亲昵地唤过,妈妈总是直呼我的名字。多年后,我对着蹒跚走路的小表妹一遍遍地叫着“妞妞”,咀嚼着那错过的宠溺。

  中考第一场语文,是我的优势科目,然而劣质钢笔出墨太多,卷面有点脏。我一出考场就冲着妈妈哭哭啼啼,想借客观原因事先为自己也许不理想的成绩找台阶。妈妈试了试钢笔,柔声安慰说:“不严重的,别哭了,还有接下来的考试呢。”那两天我被“伺候”得很周到,场场车接车送,顿顿营养美味。考完最后一门,窗外雨过天晴,街道上的合欢树被夏雨洗刷后,一片新绿盎然,粉色的合欢花在枝头摇曳,空气清清爽爽,人也跟着舒畅起来。走出校门,到处都是迎接考生的家长,我朝妈妈前几次接送我时站立的地方走去,可是,妈妈不在那里。我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还是没有看见。半个小时后,我决定回家等她。谁知道妈妈就在家里,见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继续埋头擦着厨房的油垢。我感到莫名其妙:下午送我进考场时还眉眼和善,现在这是怎么了?我气不过,问:“别人的爸妈都来接,你怎么不来?”她突然挥起手中的铲刀,冲我喊:“你给我出去!考个试,什么钢笔水多了少了,就你毛病多!要不是害怕影响下面几场考试,头天中午就想教训你了。”我待在原地,才知道她暴怒竟然是因为我前一天耍的小脾气。原来,除了冷暴力,妈妈还擅长“秋后算账”。她愤怒的脸庞上,低垂的三角眼斜斜瞪着我,嘴角紧抿,仿佛下一刻忍不住就要蹦出更伤人的话语。我霎时觉得自己像一只垃圾袋,被人用完便捏着鼻子丢到远处。

  我觉得妈妈更陌生了,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得到她的爱。以前我以为,只要用功学习,她就会喜欢我。虽然妈妈会在我做错题时“头爆栗子”,可每日陪我灯下温书时,她身上的气息使我安心。现在,我不敢撒娇、不敢耍小性子,除了做好学生,我还要当个乖孩子,令行禁止、不越雷池一步。其实,我哪知道雷池的边缘在哪里呢?只是模糊认定了一条规矩——听话,不要吵闹,不表现真实情绪。渐渐地,我便得心应手,口中说的不是我心中想的,心中想的不在我面上流露。心理咨询协会的一位辅导员是我的知心大姐,她坦言,接触我时,“看似亲切,但不知道实际在想什么”。我想我是伪装太久,面具连着血肉长了。

  因为成绩优异,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那是我真正以一个居住者而非观光者的身份进入这座城市。陌生的省城繁华、热闹、人声鼎沸,我充满好奇,也自信能快速适应它,坚信未来充满无数的可能性。新生报到时,妈妈的一位老同学招待我们,她看着我,对妈妈说:“这孩子一看就不是城里人,不过没事儿,以后多跟同学玩,就会穿衣打扮了。”那时,我的衣服都是妈妈在搭着遮阳布的路边摊上买的,我脸上擦着2块钱的面霜,身高不足1.6米,体重却将近60公斤。与省城的女生相比,我的确是煞风景的存在。可是,这位阿姨的“善意”提醒使我无地自容,我希望妈妈帮我解围,哪怕嘴硬逞强,顶回一句:“可我闺女上的是这里的尖子班,谁知道她们是不是走后门才考上的呢。”可妈妈似乎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尴尬地笑了一下。是的,就是那种被人戳中痛点的干笑。原来,我成绩优秀、性格乖顺,都敌不过阿姨的一句“土气”。欢乐的记忆很难长久,唯有羞耻永记心间。长大后我自食其力,箱包、服饰、化妆品,一律买专柜品牌,我用一身行头为自己加持,因为这是我对抗外界评价的最正确选项。

  外人眼中的我,工作光鲜,举止得体。从小学三年级起,我为迎合妈妈,努力把自己镶嵌进她理想的模板。我为了她用功学习,虽然我因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为了她乖巧懂事,虽然这使我获得了“宜室宜家”的夸赞;我为了她讲究仪容,虽然我也从中获利不少。我懂得妈妈的出发点是好的,也发现如今这个结果还不错。可是,一路走来,促使我更美、更好的原驱动力不是妈妈的爱,而是她的冷暴力、“秋后算账”和尴尬的笑。成绩、工作、性格于我,就是一套时刻披挂的铠甲,它们冰冷沉重,我却没有胆量卸下,以肉身拥抱世界。我患得患失,自相矛盾,有着双重人格——既渴望无条件的爱,又不习惯亲密接触。

  后来,我学习心理咨询,读了很多书,渐渐接纳了自己,懂得怎样表达情绪。我知道原生家庭的基因已在我的生命里扎根蔓延,一辈子都无法剔除。家更伤人,是因为我们在乎。我希望将来自己的宝贝不再有这些恐惧,我希望用彼此相通的爱的语言,构筑温暖的家。所以我跟自己达成和解,不再当一个渴求爱和承认的“巨婴”,不再拼命地迎合或徒劳地对抗,我选择了接纳和沟通。也许我也会用爱的名义要求下一代,教育他(她)学知识、懂礼数,但绝不再简单粗暴地打骂,忽视孩子的感受。

  妈妈退休赋闲后,养花跳舞,性格也和善了很多。前不久她去桂林旅游,寄来一箱特产。我在微信上发给她一个笑脸,她回复一句:“看到你高兴,我也笑了。”这句话真肉麻,可我喜欢得不得了。

  (丁香清幽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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