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去打酱油的那条路上
说到打酱油，那曾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每个孩子都干过。家里做菜要用酱油，下面条要用芝麻酱，早餐要吃下粥菜，都要派孩子到杂咸铺走一趟。
打酱油有两种规格，一是用瓶，一是用碟。用碟的几分钱就够了，用瓶的则要两毛钱。两毛钱里，一毛八分钱用于打酱油，剩下两分钱买一颗糖，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掉。这是儿童打酱油业的潜规则。
打芝麻酱又不同。装芝麻酱的不是瓮，而是玻璃缸。上面盖着的也不是木板，而是大玻璃片。通体透明的玻璃缸，体现了老板对芝麻酱本身的信心：其姿色和形态确实值得展露，膏油滑腻的样子总能让人产生通感。所以打芝麻酱的小孩，碟子里盛着五分钱的芝麻酱，回到家里，一般只剩下三分钱的，有两分钱的在路上被舔进肚子了。这是儿童打芝麻酱业的潜规则。
这些都是我和小夏在這个人到中年的秋天里，共同回忆起来的。但小夏记得的比我多。她早慧，五官开放程度更充分，听到、看到、感到的比普通的小孩多。
小时候，我们俩分头居于一条街南北两端的两条巷子里，两条巷子里各有一个杂咸铺。小夏打交道的杂咸铺老板是一个热情而瘦的女人，大家都喊她“三姨”。而我打交道的那个杂咸铺老板却是一个脸色阴沉的老头，记忆中他从没开口说过话，只听家里的长辈叫他“铜锣伯”，但以我们几分酱油钱的交情，也没到需要开口交谈的程度。
如果我和小夏走出各自的巷子，我们可能会在大街上相遇。我们很可能在大街上义井巷口的饼干厂门口相遇。因为，彼时有些孩子打酱油时会特意绕远点，到饼干厂旁边的杂咸铺去——为了尽情地呼吸从饼干厂飘出来的芬芳。
饼干厂华丽的芬芳与杂咸铺酸涩清寒的气质，其对比宛如唐肥与宋瘦。饼干厂像交响乐，杂咸店像《二泉映月》。哎，不，饼干厂的芬芳不能形容也无须形容——体会太深，比喻反而显得玄虚。“饼干厂”三个字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传说中的“流淌着奶和蜜之地”，也许就是饼干厂。
和饼干厂一样华丽的地方，是冰室。冰室的芬芳与饼干厂的又有不同，除了它们适合的季节不同外，香味也稍带区别。饼干厂的芬芳更娇憨，冰室的芬芳更浪漫。如果用年龄来形容，当我们站在饼干厂前面使劲吸溜着鼻子时，我们还是儿童；当我们坐在冰室里看着雪糕从小窗口里被送出来时，我们已经是少女了。
雪糕一般有两种颜色，粉红和鹅黄。冰花则是透明的。有时候是一个雪糕加一个冰花，搭配效果十分美妙。为什么食物那么美呢，这个世界对嘴馋的小孩太好了！
如果我和小夏都再绕远一点，我们也许会在电影院门口相遇。但电影是晚上才放的，那时会涌现一些卖零食的人，他们的自行车后面都绑着两个筐子，把神秘的苫布揭开，里面很可能是刚炒香的葵花子。
电影院门口还有卖竹蔗的，跟瓜子一样，都是一场电影结束后地板上丰富垃圾的来源。“乌腊蔗”是竹蔗的一种，秆粗而皮黑。平时想吃的时候，就去祖母或外祖母那里，深情地叫唤一声，便能获得几分钱，足够买上一大截吮吸良久。但去母亲那里叫唤是没用的，母亲认为嘴馋是家教不严的表现。
彼时让孩子去杂咸铺买东西，都不说店名，多数杂咸铺也没店名，皆是用店长的名字代指，而且多是外号。比如，去铜锣伯那里打酱油，去三姨那里打酱油。多数店主的名字很奇怪，叫熟了也不求究竟。例如，卖猪肉的叫“德国兵”，他早年腿受过伤，走路时无法弯曲。人们认定德国兵走路就是这个姿势，便“赐名”与他，他也只能接受。
在那条打酱油的路上，我们还能遇到什么呢？能遇到沿街叫卖的小贩——补伞的，补锅的，绑牙刷的，卖菜的，收尿的，撬尿桶垫的，还有用篮子提着各种米果穿街走巷卖的。神奇的是，如果买方没钱现结，卖方也不强求，只拿块瓦片在墙上记一下欠多少分多少毛，留待以后对证。
吾乡乡谚“个钱橄榄个钱姜，个钱银锭个钱香”，说的宛然就是那个走在打酱油路上的小孩，拿着几分钱买这买那、左顾右盼。
记忆中，我家那条巷子比较热闹，小夏家那条巷子则很安静。她说如今常常梦见那里，梦里她总在奔跑，因为梦里总是夜晚，从外祖母家回来，在没有路灯的巷子那长长的寂静里，她一个人拔足狂奔。她家在巷子最里端，巷子里有个并无攻击性的疯女人。白天经过她家门口时，人们总觉得忐忑不安。但对小夏而言，这个疯女人在夜晚给她的感觉则完全不同。
小夏害怕半夜醒来，极端的安静让她产生时空的不确切感。但假如疯女人也在半夜醒来，那就太好了——疯女人确实经常在半夜醒来，搬一张凳子，坐在家门口的巷子中间，大声地和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她时而痛声咒骂，时而婉言相劝，时而语带哭腔，时而亢奋歌唱。她在说什么，年幼的小夏丝毫听不懂。然而，有疯女人的声音，小夏就不再觉得半夜深巷的寂静令人害怕。她听着疯女人在夜色中情状各异的倾诉，带着一种莫名的安慰，踏实地重新入睡。
然后，也许是一觉醒来吧，就四十了。
（张建中摘自腾讯《大家》栏目，宋德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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