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教会和没有教会我们的

2002年12月15日，距离春节还有45天，广东省河源市，一名36岁的黄姓男子因为高烧不退到河源市人民医院求医。两天后，因病情恶化转入广州军区总医院。24天后，该黄姓男子治愈出院。

他的出院单上写着：重度肺炎。

这名男子此时还不知道，有9名医护人员在为其治疗过程中被感染，而日后的流行病学史调查表明，非典在2003年肆虐8个月、扩散至30多个国家、感染总人数8437人、死亡813人、死亡率达9.6%。

虽然以上数据也显示，非典的病死率并不比普通的病毒性感冒高。但非典仍被认为是21世纪第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而这一场疫情逼迫人类社会反思适应现代社会的疫病应对方式。

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工作人员在火车站候车室消毒。

应急！应急！

非典直接催生出中国现代化的应急管理建设事业。17年来，中国的应急管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国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指导专家王宏伟认为，即便是看似单一的灾害，其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复杂性与系统性的，需要调动多元力量协同应对。而综合协调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最难实现的，成为制约应对的短板。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多数省份快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拉响了防疫警报。而中央层面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更在行政层面为科学家和医护人员辨症施治提供了坚实保障。

非典的另一个启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2003年4月22日，国务院决定投资在小汤山建设全世界最大的野战传染病医院，集中收治来自全国的非典患者。当晚，北京6家大型建设集团全部上阵，4000名工人和500台工程机械设备入场。7天后建成最大容量为1000张病床的野战传染病医院。

非典期间，小汤山医院收治680名患者，占全球总病例数的十分之一，当中仅8人死亡。小汤山医院运行55天后，世卫组织宣布将北京市从疫区名单中删除。

小汤山医院创造的中国奇迹举世公认，也为这次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树立了标杆，而它所采取的“边设计边施工”的非常模式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小汤山医院的工程图纸也应用到了这次武汉两所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当中。

2003年5月14日，在小汤山医院病房之间的马路上，患者边散步边做轻微的肢体伸展运动。

超级传播者

非典甚至再度让一个尘封已久的流行病学术语成为热门词汇，“超级传播者”。在非典疫情中，按照定量分析，传播了10人以上的感染者才能被称为“超级传播者”。而20%的“超级传播者”导致了80%的传播个案。

非典时第一位“超级传播者”是广州的周姓海鲜商人，在住院和转院过程中，包括医护人员甚至救护车司机在内的约80人被感染，一家医院的传染病区因此而瘫痪。更凶险的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后，并未直接参与救治周姓海鲜商人的一名刘姓医生赴香港参加侄子的婚礼。当时他曾想过到香港后拜访几个医学界老友，和他们探讨这场“怪病”，然而刘医生在住进香港的一家酒店后就病来如山倒，高烧、咳嗽、喷嚏，在酒店走廊上呕吐。数日后，刘医生在香港的医院里去世。而他住过的酒店成为非典病毒传播的“全球中转站”，16位酒店住客感染，并把疫病扩散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

也正因为“超级传播者”的可怕，大众往往寄希望于在疫情的发展过程中寻找“超级传播者”，并阻断其传播可能性。但是一个悖论在于，作为一种事后流行病学史调查的产物，“超级传播者”并不可能在传播的当时被寻找到，因为一旦找到并且成功阻断，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超级传播者”了。

因此，面对凶险的疫情，必须要将每一个高危人士都视为潜在的“超级传播者”，坚决隔离。而随着大数据时代，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清晰，这或许就是这次疫情的“超级传播者”尚未出现的背后原因。

2003年4月16日，香港，佩戴口罩预防非典的人们。

钟南山

飞速发展的科技让人类的视野在越来越宽广的同时也越来越“微观”，分子探针甚至可以探测到病毒样本中基因级的未知片段。中国企业生产的超高通量基因测序仪更可以把病毒这一最原始生命片段的密码一一解开。而非典病毒也就成为21世纪第一个被“精分”的病毒样本。当年非典病毒的测序耗时将近5个月，而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测序，中国科学家仅仅花了7天，人类又有什么理由没有信心战胜疫情？

回顾非典，当年找到打开谜团第一把钥匙的是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钟南山院士。钟南山当时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请缨：请把患者都往我们医院送。而依据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钟南山在2003年2月18日否定了国家卫生部所属中国疾控中心当天做出的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结论，成为控制疫情发展的真正“拐点”。

非典期间，钟南山在检查病人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当时认为：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在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钟南山再次首次对公众指出，病毒具有人传人的可能性。

病毒不只是病毒

非典还让公众认清，病毒不仅仅具有医学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在分析了大量媒体数据后认为，比非典病毒危害更大的是“传媒病毒”，它比非典病毒的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感染力强许多倍、破坏力大许多倍。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维护了公众的知情权，但它也可以被误用、甚至利用，扭曲和放大病毒本身的危险性，制造出恐惧这种公害。

2003年的冬天是一个暖冬，冷热迅速交替让媒体对流感格外敏感。当时，一则报道翻出多年前的旧闻指出，“熏醋+板蓝根”可以抗击流感，立即使得这两种普通的商品摇身一变成为“硬通货”。有人戏称，花城广州过去是满城飘香，现在则是“满城醋味”。而这样的荒诞历史在17年后再次重演，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更加昂贵的双黄连。纠结于澄清药物的“体外实验”这一名词能否让人类显得更聪明？

非典期间，曾经有不少学校都在教室里熏醋防疫。

2003年的中国还处于2G时代，那么正跨入5G时代的当今呢？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进一步指出，“新媒体技术正在加速公众对于病毒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病毒的焦虑情绪增长的速度超过新医学技术对付病毒的速度”。互联网+手机不仅带来了信息的饱和状态，更摧毁了科学家多年来艰苦向大众进行科普的成果，大量的无科学根据和无事实根据的冗余信息堂而皇之以科学为标签、以恐惧为载体，成为传播的主角。

而这种传播在国际层面，由于国家间的角力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当年非典期间，美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瘟疫的新时代”的封面报道，而同样是属于美国资本的《远东经济评论》更将非典污名化为所谓的“中国病毒”，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文章也夸张地报道非典是所谓的“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17年后，国际传播角力仍然上演同样的戏码。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会再一次证明，新冠肺炎必将被战胜，而不负责任的报道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