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的最后十年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没有了戴乃迭的最后10年，杨宪益经历着内心的孤寂与疾病的侵扰。对一生的经历，他自然有着自己的回顾和思考，但当别人为他所遭遇的不平之事愤愤时，他总是淡然地笑着说：“无所谓。”
别妻后的淡泊岁月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离开了人世。她人生的最后岁月一直被丧子之痛折磨着。夫妻俩一生都是爱酒之人，戴乃迭后期更是痛苦得到了酗酒的程度。离世对她来说也许是种解脱，但对杨宪益来说，却是人生最后10年的最大痛苦。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宪益表示“自己年纪也差不多了，如果妻子还活着，那还能活到100岁”，言语里满是伤怀的感慨。
杨宪益爱酒是出了名的，每次有朋友到家做客，他都以酒代茶招待客人，往玻璃杯中倒上大半杯，干喝，连花生米也没有。
对于客人，杨宪益永远只会说“欢迎”，不仅仅是那些老朋友，对于很多慕名而来的晚辈，他也都是高高兴兴地接待。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杨宪益看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他说这个人好玩，就说明他喜欢这个人。他不喜欢不苟言笑的君子，宁愿与鲁莽而天真的流氓交朋友。杨宪益曾在自传中表示他喜欢曹操，因为合他的个性、他的爱好：诗歌、女人和酒。
每个到过杨宪益家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他经常说：“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于是，在他的家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他自己的作品，因为无论出版社送来多少样书，他很快就送光了。
其实不爱《红楼梦》
老朋友来访，最常聊的莫过于年轻时的“荒唐事”。杨宪益小时候调皮，拿老师名字开玩笑。有个老师叫徐剑生，他将这名字作为上联，硬是给对了个下联“快枪毙”——徐对快，剑对枪，生对毙。
译作《红楼梦》可谓是杨宪益和戴乃迭最声名远播的作品，但了解杨宪益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他喜欢的作品，他甚至说过“看不下去”。
《红楼梦》翻译了一年多后，“文革”就开始了。据杨宪益的同事熊振儒回忆，当时杨宪益的初稿已经全部译完，戴乃迭正在润色，可是只做了一半两人就被抓了起来。出狱后的杨宪益和戴乃迭工作上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红楼梦》的翻译。戴乃迭负责二稿的修改润色，她不仅要看初稿，还要对照中文原书，有疑问立即和杨宪益商量、推敲。经过夫妻俩的努力，1978年到1980年，《红楼梦》英文版三卷本陆续出版，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声誉。
杨宪益不止一次地表露出对这部作品的“不喜欢”。他对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宴请、食谱等细节感到不耐烦，而戴乃迭则无法理解贾宝玉的行为逻辑：“既然他那么爱林妹妹，为什么不带着她逃跑，去寻找幸福呢？”而同为四大名著的《西游记》和《水浒传》则更合杨宪益的胃口。
《红楼梦》的翻译工作跨越了夫妻俩4年的牢狱生活。他们之所以还会继续译完，借此忘却伤痛的个人因素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戴乃迭，那段日子她完全成了工作狂，除了《红楼梦》外，她还疯狂译书，独自一人翻译了10部长篇文学著作和几十部中、短篇小说。杨宪益说：“面对‘文革’的磨难，儿子从患病到去世的前后，她用工作来医疗伤痛，用工作来忘却家中的不幸。”现在看来，《红楼梦》留给杨宪益的除了辉煌外，更透着一丝凄凉。
“没什么值得后悔的”
很多到访杨家的晚辈总是试图询问老人对于那段牢狱之灾的记忆，但他对此看得很淡。讲出来的都是平实而生动的故事，仿佛在说别人的事。老友吴寿松记得杨宪益跟他说过，“他都跟小偷、流氓住在一起。那些人没文化，他在里面没事就给他们读读唐诗、讲讲古典故事，也算是打发时间”。
杨宪益散淡的个性在老朋友眼里格外珍贵和难得。“他一直生活低调，淡泊名利，从不提个人恩怨，从不标榜自己，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说假话、空话、套话。”
晚年的杨宪益喜欢作诗，当他迁居到小金丝胡同时，写下一首《迁居什刹海》：
独身婉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
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
诗里浸满了作者老来孤独飘零之感，却也道出了老人的乐观和豁达。 （残 酒摘自《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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